首届数据与媒介发展论坛都谈了什么？

康涅狄格州紧邻纽约州，发生如此重大的枪击事件，自然引起地方公众和媒体的关注。Journal news的记者运用从官方获得的数据，通过交互地理信息图展示了美国纽约市北Westchester、Rockland和Putnam三郊县33614名合法持枪者的名字与住址，以警醒公众注意枪支使用的安全。然而，报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和《纽约时报》、《卫报》等媒体的批评，认为侵犯了持枪者的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甚至有可能影响地方治安。

持枪者认为，通过这张地图，不法分子可以轻易找到他们，趁其不在家时偷走枪支去作恶，报道效果适得其反。也有公众认为，不法分子也许会按图索骥专门侵犯那些没有枪支保护的家庭。政府认为，这样大范围公布持枪者信息，有可能导致当地居民恐慌，迫使人们移居到没有枪支的地方生活。该报道的记者和编辑也很困惑，根据自由信息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1967）使用的是公开数据源，为什么不可以报道？新闻言论自由和隐私保护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在数据新闻报道当中，我们有没有必要这么全面、细致的使用，甚至挖掘个人信息，这样做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哪里？”申琦提出疑问。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事无不可对人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长期以来对隐私不但不够重视，而且还比较避讳，总认为它是不光彩的事情。现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频繁利用再组合的情况下，一旦媒体需要使用个人信息进行报道，该怎么做？

“在数据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依然需要考虑两个原则，即“公共利益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同时尽可能使用公开的多种类数据源，并且多方核实数据；尽可能使用无差别的一般个人信息，回避敏感个人信息；尽量避免组合、关联、呈现可识别的个人信息。”申琦指出。

而除却对于隐私的拷问，事实上，对于数据的错误使用，现在已是常见之事。统计是我们追求真想的手段，也是一种有局限的调查手段。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涂涛老师则表达了对于这场数据盛景的媒体迷思。

涂涛认为，除了理性，应该还有一些感性的东西，数据挖掘为技，还需要有人文表述为术。尊重数据，比如做新闻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发掘真正的数据，但也应该看到有的数据我们是不能用的，因为涉及到别人的隐私。同时也会提到你会用不同的方法去验证某些数据，这样才叫尊重数据。

“不反对数据，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讲述数据的方法，也不要忘记新闻表述的初心，用人文的关怀去应用好数据新闻。”涂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