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能生”，还要解决“敢生”问题

“放开二孩”正式出台已有十多天，当整个社会从最初的兴奋热烈慢慢走进冷静的思考，更多深层次问题在“生不生”的各种权衡和纠结中被触及。在国家卫计委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提出，需积极推动调整完善生育产假和配偶陪产假制度，同时要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产假、陪产假的调整完善作为一个舆论热点，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折射出了“放开二孩”政策在个人生活中的实现焦虑。在解决了“能不能生”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要应对和解决“想不想生”和“敢不敢生”的问题。

“放开二孩”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政策突破感是显而易见的。从政策制定的层面看，全面放开二孩是为了应对老龄化的冲击，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从个人的角度说，则与经济、时间、精力等各方面的成本和压力密切相关，选择的自由还得受到不少外在条件的限制，未必是“听从内心的召唤”那么简单。如果说“放开二孩”是打开了一道大的闸门，类似于产假、陪产假的问题就是一个个小坎，看起来不宏大、冲击力不猛烈，但却是实实在在横亘在很多人的面前，影响到生育意愿的抉择。

产假、陪产假是一个在明处的权利，就业性别歧视看不见摸不着但却人人皆知。这不是一个“放开二孩”后出现的新情况，而是一个老问题在新的人口政策出台后更加明显地显现了出来，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和担忧。这种压力和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生一个孩子产假、陪产假的落实都尚不稳固，怎能寄望每个二孩父母能够安安稳稳、毫无顾虑地得到更多的休假？

就业歧视在当下都还挥之不去，若隐若现，谁能保证未来的招聘中不会对女性更加苛刻、更加“谨慎”？

不单单是产假、陪产假和就业歧视的问题，从现在的讨论来看，很多家庭其实还要闯过更多的关口。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产假、陪产假问题对于一个女性、一个家庭的影响，看到可能加重的就业歧视对一个二孩妈妈的现实困境，我们就当意识到：“放开二孩”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不能指望政策能够自动生效。要避免二孩政策遇冷，相关政策和福利的跟进，不仅细致复杂而且任重道远。

人口政策的调整，牵涉的是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等各个方面，实际上是一项极具深度和广度的社会政策。随之而来的，既会有表层的反应，也会深层次的变化，有些是社会已有预期，有些可能还会逐渐显现。在“放开二孩”实施的过程中，不单单只着眼于人口问题本身，而是让无数家庭养育二孩的成本进入到政策的视野，让相关的权利保障得到更加迅速、更加坚决的调整，让每个家庭都能感受到切实的变化，才能构筑起充实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