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摘要】新闻与创伤分属新闻学和心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两个领域开始靠拢、交叉，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实践，已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交叉学科并在实践领域取得硕果。本文梳理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研究特点，并介绍了其研究成果的转换，冀能对我国业界和学界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新闻;创伤;创伤报道;达特中心
“7·23”动车事故、龙卷风袭美、“9·11”恐怖袭击、汶川地震、日本海啸、矿难……电视上的悲惨画面，报刊上的沉痛描写，这些是新闻媒体日常报道的重要部分;花季少女拒绝求爱被毁容、深圳联防队员强奸老板娘、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个体的悲惨经历被放大，全国舆论哗然，这些同样是新闻媒体日常报道的一部分。在我国，前者被称为灾难性报道，后者被称为社会新闻，二者有所分野。然而在美国，新闻从业者和研究人员则将这些事件都归为一类——创伤报道，并已经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学术领域。
发展历程
创伤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既指身体上的创伤，也指心理上的创伤。身体创伤一般指相当严重的、威胁生命的身体损伤;心理创伤可能伴随着身体创伤，也可能单独存在，它对心理的伤害往往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损害个人恰当处理压力的能力。创伤性事件是指“与某人相关，出乎其意料，超出其日常经验范围，包含一定形式的失去、伤害、暴力威胁的，或真实存在或感知到的事件”[1]，它既可能是突发的短暂经历，也可能是长期或反复发生的事件，或是目击创伤性事件的经历。长期处于诸如极端贫困、语言暴力等境况也可能造成心理创伤。[2]
大部分创伤性事件往往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因此，在新闻学研究和教育早期对此就有相关论述。在美国1924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面对如何报道诸如儿童意外死亡、自杀、酒精中毒等创伤性事件，作者已经给出了相应的指导：尊重和保护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感情、报道手法避免庸俗和煽情、应对社会风气产生正面作用。“新闻扣压虽有邪恶的一面，但也有它合理的一面。”[3]但是，囿于新闻实务与学术的发展局限，对于此类事件的报道认识远不够全面系统，虽有宏观上的零星指导，但并无可供实际操作的具体指南。
20世纪80年代，随着应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1980年，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判定标志着人们真正开始直面创伤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创伤。1985年，创伤压力研究学会在华盛顿特区创办，旨在促进对创伤压力的研究和知识交流，其成员包括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研究人员、管理人员、新闻工作者、牧师和其他对创伤压力研究和治疗感兴趣的人。80年代末，该学会的成员之一、华盛顿大学新闻学教授罗杰·辛普森在西雅图参加谋杀案受害者家人及相关新闻工作者会议时，发现几乎没有人谈论创伤。会议结束后，他强烈要求华盛顿大学新闻系在新闻报道课程中永久地增加若干创伤性报道课时。1994年以后，华盛顿大学新闻系的几乎每个学生都听说了情绪创伤，并接受了采访幸存者的训练。这是美国最早的新闻与创伤课程，辛普森也成为这一领域的创始人之一。[4]
这一领域另一位重要创始人是治疗创伤性压力的先驱、医学博士弗兰克·奥克伯格。1991年，他和州立密歇根大学的新闻学教师在达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和密歇根受害者联合会共同创办了一个小型项目，帮助新闻专业学生以敏感、庄重和尊敬的方式报道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1994年，达特基金会创办了每年一度的暴力事件中受害者优秀报道奖，颁发给北美有影响的暴力、犯罪、灾难和其他发生在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创伤性事件报道，影响力逐步增强。
90年代中期以后，全美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教育者和心理学临床医生开始探索新闻报道和暴力的交集。达特基金会逐渐开始在其他州帮助更多具有创新性的项目，尤其关注辛普森在华盛顿大学开设的创伤性事件报道课程。1999年，这一领域的先驱辛普森、奥克伯格和达特基金会终于会合，在华盛顿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的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同年，达特中心与国际创伤压力研究学会共同出资建立了奥克伯格学术奖金，奖励在任何媒体中报道创伤性事件的在职新闻工作者。
新的达特中心承担了每年颁奖的任务，并迅速扩大了项目的规模——成员、训练项目、研究，囊括了在职新闻工作者、精神健康从业人员、研究者和新闻学教师。
2009年，达特中心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将总部设于该处。除了在美国的3个基地——纽约总部、西雅图西部中心和图尔沙研究中心外，达特中心还向全球扩散，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成立了全日制的网点，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组织提供具有开创性的训练项目，并提供多语言服务。迄今，达特中心已经在25个国家召开过会议、教育项目和开展活动。[5]
经过近20年的推动，创伤报道已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其研究、实践成果对新闻工作者报道创伤性事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研究特点
首先，创伤报道是跨学科领域，从一开始就吸纳了新闻从业人员、研究者、心理学家和精神健康临床医生。达特中心和国际创伤压力研究学会及其他心理学研究团体密切合作，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跨学科网络，鼓励并领导对报道创伤性事件的心理影响的研究。2004年，达特中心图书馆馆长、临床心理学家伊兰娜·纽曼博士发起了一个连续研究项目，以解决一个困扰她多年的简单问题：“在新闻与创伤领域正在发表什么样的论文?”没人知道答案，因为这个领域太新、太细化了。纽曼请通常不交流的研究者和从业者坐在一起。“新闻从业人员、心理学家和精神健康研究者、受害人权益倡议者、历史学家、媒介研究学者、伦理学家、流行病学家等等……但是这些人在一起进行研究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对彼此的领域了解甚少，并各自使用一套术语。为了方便不同学科间相互理解和对接，2007年，纽曼领导编撰了一个全面的跨学科术语表，这个研究工具不仅可以用于学术研究，“记者也可以用来寻找报道背景或者思考解决伦理和实践问题。新闻主管们可以发现争议从而提高对新闻团队的培训和支持。临床医生可以找到资料以帮助从事新闻业的客户或病人”[4]。显然，在这一领域，不同学科正在积极合作且成绩斐然。
其次，创伤报道的研究范围广。创伤性事件涵盖了会给心理造成创伤性后果的所有事件，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灾难、事故，也包括车祸、自杀、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日常性事件。达特中心网站提供的报道指南将创伤性事件分为灾难、杀害、性暴力、家庭暴力、儿童与创伤、自杀、战争以及悲剧周年纪念日，不但对每一类创伤性事件有相应的报道指南，还提供丰富的案例，其中既包括每年获奖的报道和获奖者的感受，也包括最新发生的有争议的报道。
此外，创伤性事件影响面大，不仅涉及受害者、幸存者、其家人和朋友、目击者、警察和救援人员，还涉及新闻工作者和受众。对于前者，社会已给予足够关注和重视：“在最近10年，救援人员已经认识到需要进行自我照顾和有组织的自我防护，而新闻工作者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需要雇主的保护和日益增加的支持。”[6]但对于后者却一直缺乏基本的了解——媒体在“9·11”事件中的表现受到广泛称许，但是参与报道的记者此后遭到的身心创痛却不为人所知。当参与救援的警察、消防员、医护人员都能够得到公众和政府的理解和补偿时，有着同样身体与精神创伤的他们却不得不默默承受。因为“新闻工作者最不愿谈论他们的感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7]。如今，在达特中心的努力下，从事创伤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同样会遭受PTSD或其他精神疾病的折磨这一事实已得到广泛认同，“过去记者不敢说出自己受到采访对象的影响，现在环境开放了，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心理创伤表现出来”。同时，创伤性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也受到关注。研究者发现，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受众接收创伤性报道越多，就越有可能呈现PTSD的症状或情绪低落，对于那些之前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人，负面影响尤为明显，创伤性报道有可能让他们回忆起曾经的创伤。这些成果对新闻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再次，创伤报道研究程度深。“创伤”这一概念的引入不仅拓展了新闻业关注和思考的范围，而且提出了进一步报道的需要。诚然，创伤性报道即为对创伤性事件的报道，但要使之成为“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8]就绝不仅仅止于报道事件本身。除了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之下，“将个人陈述(个体的深度特写)和社会影响(个别问题的宏观联系分析)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9]之外，还应当告知读者，此后社区和个体对精神创伤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以及痊愈的过程。
研究成果的转化
在新闻领域，对创伤报道的认识最先进入大学新闻学教育视野，此后开始在在职新闻记者中开展培训。1994年华盛顿大学传播学院率先创办了新闻与创伤项目，以便所有新闻学研究生都能了解创伤并思考如何采访和描写受害者而不对他们造成更大伤害。在工作坊项目中，学生要学习创伤及其症状、采访扮演成正在经受创伤的演员，并学习如何处理自身的压力。在职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参加短期培训、研讨班、新闻编辑室的现场短会来了解和学习创伤报道，此外，还可以通过角逐达特奖或争取奥克伯格学术奖金来提高认识和实践能力。
美国的一项研究评估了近年来接受过创伤性报道训练的新闻学毕业生在工作中遭遇创伤性事件时的效果，结果表明，所有毕业生均认为创伤训练对于新闻专业学生来说是有价值的练习，他们还建议为新闻工作者自身的创伤提供更多专业化支持。[10]而在英国，研究者发现，在与主编和教育者们交谈时，创伤及其对新闻工作者福祉的潜在影响如今显然受到了过去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过去几年，BBC、澳大利亚的ABC、路透社都开展了雄心勃勃的项目，对新闻人员进行创伤意识训练。15年前，新闻编辑室会嘲笑新闻工作需承担心理风险的提法。如今，这种态度还未完全消失，但是已经日益少见了。”[11]可见，创伤报道这个交叉学科的兴起对新闻实践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我国，汶川地震以后新闻界对灾难性报道的研究成倍增长，但是总体来看，关注的角度比较宏观，无论是理论认识还是经验总结都未能形成系统和合力，而对家庭暴力、自杀、车祸、性暴力等日常创伤性事件的报道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美国的相关研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有选择地学习。
参考文献：
[1]Mark Brayne，Trauma &Journalism： A Guide for Journalists，Editors and Managers.
[2]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umatic_event.
[3]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报纸的良知[M].萧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3.
[4]Roger Simpson &William Cote，Covering Violence：A Guide to Ethical Reporting About Victims &Traum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P1-2.
[5]http：//dartcenter.org/history.
[6]http：//gradworks.umi.com/32/59/3259762.html.
[7]Suffering in Silence，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March/April 2009，P46.
[8]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2005年Dart获奖报道《底特律自由报》的系列报道.底特律杀人案：暴力的回声.www.dartcenter.org.
[10]http：//eric.ed.gov/ERICWebPortal/search/detailmini.jsp?_nfpb=true
&_&ERICExtSearch_SearchValue_0=ED434372&ERICExtSearch_SearchTyp
e_0=no&accno=ED434372.
[11]Cavin Rees，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Vol 18 No. 2，June 2007，P6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