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刺儿头”记者都到哪里去了？

当记者成为打击报复的对象，便不得不悲壮地背离他们的职业操守

毋庸置疑，每一个加入记者行列的人，都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名编辑、名记者，能够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引领社会潮流，能够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做好工作。然而，“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 “哪个让你直播的？你把名字、电话给我！”这些政府官员们对记者咄咄逼人的质问，多少透露出了社会主流意识对记者履行职责行使采访权的一种“傲慢与偏见”。除了这些“雷语”，一些官员与政府机构的针对记者的“雷行”也毫不逊色：2008年，辽宁西丰警察进京抓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2010年，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个别地方政府官员不惜动用公权力对记者进行“报复性执法”。当我们记者不畏权势，努力去探寻真相、伸张正义时，遇到这样雷人、雷语、雷行，真是情何以堪？

记者为了捍卫公众知情权，守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肯定要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成为权力与资本联盟打击报复的对象。只有在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之下，记者们才能安心尽力地立于“船头”。

当记者社会地位下降时，自我认同感也开始慢慢降低

当赚钱多少成为评价社会地位的指标之一，当媒体产业化，记者成为新闻生产流水线上一名机械性的操作工，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便相应减弱，记者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与地位便会相应降低，记者的使命感与职业信念便进一步失落（参见胡沈明《记者社会地位变异与新闻教育变革》， 载《传媒观察》2011年第5期）。当然，对于传媒人而言，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的，还是犹如山呼海啸般汹涌而至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进入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人人都可以参与新闻传播活动，记者头顶上那本来已所剩无几的的耀眼光环，一下子便黯淡了下来。记者社会地位下降的同时，自我认同感也开始慢慢降低，那曾经苦苦坚守的新闻理想，便会出现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破灭与缺失。

当然，除了以上几种原因，记者新闻理想的放弃，还源于时下传媒单位“四不像”的体制，源于单位的用人、管理机制，源于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水平以及工作作风等诸多问题。另外，比如怀才不遇，“庙小和尚大”等等，也是因人而异，不一而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曾对媒体记者说过，前些年，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经常有新闻发言人怕被一些“刺儿头”记者“刁难”，总是希望“不被提问”“不要追问”。可今天，新闻发言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记者提问水平一般。”（2010年1月10日《北京晚报》苏文洋文）那些“刺儿头”记者都到哪里去了？范长江说：“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记者，该如何去恪守职业信仰与职业操守，如何去扮演好时代角色担当起历史责任，是随波逐流还是挺立潮头，这既是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决断的职业命题，也是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历史性命题。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电视台）

来源： 《新闻实践》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