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新闻记者》供稿
【本文提要】本文考察了中共历史上多份党报头版头条的内容，结果发现，解放前的党报头条，领导人活动消息所占比重很小；解放后的前17年，领导人活动的消息在中央党报头条的比重由于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多而有所增加，但日常领导人活动的消息通常不上头条，甚至不在头版。凡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消息一律在头条，发生在“文革”时期，并持续到文革结束后的两年。作者认为，这种党报头版编排制度化的表现，违背新闻传播规律，不利于树立党的良好形象。
【关键词】党报 头版头条 领导人活动消息 精神生活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G219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想做一个长久以来想要探究的课题，即不同时期党的主要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些什么内容，党的领导人的活动消息，在党报上处于怎样的位置。于是翻阅了1931~1935年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41~1947年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和1949年以后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历史上的党报头条，领导人活动消息所占比例很小
中共中央第一家中央机关报是1930年在上海秘密出版的《红旗日报》，因而对于我的研究话题意义不大。1931年创刊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党中央退入苏区后，实际上成为党的中央机关报。该报的头条通常是国内外重大政治消息、红军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党或政府的重要决议，例如1933年5月8日报纸头条为消息《日满军入侵沽源》。只有在苏区的重大政治活动或有指导性文章发表时，党或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才会出现在头版头条。例如1934年1月24日《红色中华》头条是毛泽东的《庄严的开幕词》（速记），二条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的致词(见图1，宋小卫提供图片)。
延安《解放日报》的头条，自从1942年改版后，在加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重视通过报道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来体现党的精神，毛泽东的一般活动消息通常不放在头条，甚至不放在头版。例如1942年7月1日二版《毛主席朱总司令欢宴晋西北士绅》的消息，不起眼到可能被人忽略的地步（见图2）。但遇到重大的政治活动或需要发表重大文章表态及指导工作的时候，领导人的活动或文章会上头条，但这种情形发生的几率不高。例如《解放日报》1944年9月21日头条是《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肩题），毛主席亲致哀悼（主题）》。毛泽东出席张思德的追悼会，发表讲话，对于整顿党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解放日报》除了各方面的模范人物上头条外，体现党的精神的各根据地党政机关的活动和地方党政领导人的讲话，也经常出现在头版头条，甚至有一次边区一个部门召开的记者座谈会，一位部门负责人的讲话也成为头条消息，即1945年2月6日的头条《边府建厅招待记者座谈会上惠中权同志指出（肩题），利用报纸推动生产（主题）》。这种情形，对现在的《人民日报》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严格的党内官阶等级意识，使得普通省级领导人的活动或讲话消息，是不可能上中央机关报头条的。
如果涉及到重大的新闻事件，该报基本按照新闻价值安排消息的位置。例如美国五星上将、驻华特使马歇尔将军访问延安，这显然是重要的新闻，《解放日报》1945年3月5日头条便是《延市各界热烈欢迎马张周三将军》，来者和主要陪同者的讲话摘要，都放在《毛主席、马帅互致别词》的上面。毛泽东送行时与马歇尔相互致辞，因为发生的时间靠后，故安排在报纸头版的中间位置，消息加了花边，以体现当事人的重要性（见图3）。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195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形成的文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 “文革”前党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来，中央集体领导的情况是好的，因而体现在党中央机关报头条新闻的安排上，着意突出领导人的情形虽然有，但不是主流。
例如1956年7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党的主要领导人接见外宾的消息《毛主席周总理接见萨巴大主教》（消息仅111字）和照片，仅安排在头版的右下角（即头版最不重要的位置），标题字号与旁边山东收割小麦的消息标题字号一般大，相当小。1956年7月19日报纸的头条是社论《把商品送到农民手里》，二条消息为《全国综合大学和部分高等专科学校招收一千多副博士研究生》，左下角才是关于毛泽东的消息《毛主席致电问候格罗查同志》，标题很不显眼。1958年5月11日头版头条，是刘少奇的外事活动消息《刘委员长欢宴阿议会代表团》，还有一张较大的宴请外宾的照片安排在左下角。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消息，只安排在报纸的中部，标题字号小于刘少奇的消息，没有照片（见图4）。
当然，随着各种政务活动和国家间外交活动的频繁，《人民日报》中央领导人上头条的情形远远多于解放前党中央机关报的头条，但并非所有主要领导人活动的消息都上头条和头版。看了较多的报纸版面，能够摸索出大体的选择标准。较为重大的外事活动，特别是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例如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到访，还有外国元首到访（那时这种情形相对不多），以及每年五一、十一的庆祝活动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消息通常必须上头条，而一般的外事接见，即使是主要领导人出面的，大都不会上头条。有时也不上头版。例如1965年3月14日，《毛主席接见古巴、维瑞内拉（现译为“委内瑞拉”——编者）、巴拉圭外宾》的消息和照片被安排在二版头条（见图5）；1966年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与外国客人合影的照片被安排在三版左下方。
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至少在个人名利方面，相当朴素，没有强烈的领导人官阶大小的等级观念，报纸编辑依据自己对新闻事实的价值判断自行编排版面，从未听到过哪位领导人就自己在报纸版面上的位置编排提出指责性意见。
主要领导人活动的消息必须上头条始于“文革”
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是《毛泽东同志会见并宴请谢胡等同志》，配以过去少有的特大照片；二条消息的主标题是《毛泽东同志属于整个进步人类》（见图6）。从此，毛泽东活动的消息永远是头版头条，直至毛泽东逝世，持续十年之久，而且字号和图片越来越大。
这一变化，与林彪的大力鼓吹、形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舆论氛围不无关系。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根据这一思想，《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发表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著名文章。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时，我在《光明日报》总编室夜班工作，从临时成立的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汪东兴）接到通知，华国锋的报道规格要与毛泽东完全一样。于是，在“文革”结束后大约两年内，关于华国锋活动的消息，不论什么事情，大都位于党报的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在公开“四人帮”被捕消息的第二天（1976年10月27日）头版，通栏标语是“毛主席无限信任华主席，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华主席”（见图7）。随后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各报充斥个人崇拜的胡言乱语.例如某报1976年10月29日文章写道：“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
当时我对这些东西是厌恶的，不过从政治上考虑，转折时期需要一定的权威稳定局面，可以理解，但不能长久。对于将主要领导人活动的消息置于头条的要求，《人民日报》在后来的执行中慢慢将其弱化，先是字号逐渐变小，后来时不时安排在二条。
改革开放后党报头条的内容发生变化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该文件重申：“三中全会决定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随后在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二条就此作了一些正式规定。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党章的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至今，几经修改的党章都保留了这一条，现在的党章将其列为第二章第十条第六项。
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人民日报》关于党的领导人活动的消息，只在重大活动和某些活动或言论具有指导意义之时，才会置于头条，通常这类消息置于头版其他位置，甚至安排在其他版。例如1982年7月19日头条是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关于台湾政策的谈话，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消息，安排在头版的右下方，标题字号也较小（见图8）。
由于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都算“国家领导人”，人数太多，凡是他们的活动都报道，使得《人民日报》版面一度充斥这类消息（尽管文字已经变得很短）。为此，那时中宣部曾有过一个内部规定，除非涉及的事情重大，一般只报道中央正职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没有要求是否头条报道。于是，报纸的版面得到适度解放。
上世纪80年代的党报头版版面的悄然改革在90年代中止，主要领导人活动的消息越来越多地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字号也呈现变大的趋向。由于政治局常委从5人增加到9人，关于他们活动的消息占据了更多的党报头版版面。
领导人一般情况下不在头版占据主要位置，这是老一代革命家上个世纪50年代就意识到的问题。党报严格按照官位排座次安排领导人活动消息在头版的位置，开始于“文革”时期搞的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完全背离了上世纪50年代党报的光荣传统。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不好的做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没有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得到认真的纠正。
2003年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胡锦涛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出席部门召开的会议，一般不做报道。中央领导同志题词、作序、写贺信、发贺电、参观展览、观看演出、给部门或地方的指示或批示、出席地方和部门举办的颁奖、剪彩、奠基、首发、首映等仪式和接见、照相、联欢、探望、纪念会、联谊会、研讨会等活动，一般不作公开报道。除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会议外，会议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唯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
胡锦涛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后，一再要求改进关于领导人的报道。这个文件通过了，收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然而，文件却基本没有得到执行。除了胡锦涛的有些活动消息不再上《人民日报》的头条外，各中央常委的活动仍然以固定的报道格式（每个人的报道字数均相当）和严格的党内座次排序，安排在《人民日报》头版，若常委们都出来活动，整个头版都装不下，不得不转到二版。
上行下效，各省级党报依照同样的模式，将本省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消息置于头条，其他党委常委的消息必须得上头版。于是，各级党报头版形成一种新的不好的“传统”。这种突出主要领导人的报道安排，本来是为了制止更多的官员上版面，但无形中又不适当地强化了主要领导人在党委中不应有的地位。
2006年底，重庆市发布了一个长达40条的涉及传媒改革的文件。文件明确规定：通常情况下，《重庆日报》一版、重庆广播电台、电视台主要新闻栏目对基层的报道不低于各自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动以外的常规性调研活动，只发《重庆日报》二版，广播、电视报道不上头条，还有具体字数的限制规定。文件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重庆日报》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反应。一位记者对2007年1月和2006年1月重庆“两会”报道进行了统计，2006年该报一版共刊发232条稿件，2007年1月共刊发234条稿件，数量基本持平，但其中关于市三位主要领导人的报道数量下降48％，篇幅下降53%。?
这是唯一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可操作的省级文件，随着市委书记汪洋调离重庆，重庆的传媒实际上停止执行这个文件。
2003年中央的《意见》所要求的“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唯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为什么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从重庆的经验和教训看，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制度性问题外，缺乏配套的可操作文件是使传媒编辑人员难以执行的显在问题。传媒都是在具体的党政机构领导之下的，传媒的总编辑若把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消息安排在不大显著的位置，他的顶头上司是有权力“报复”他的，谁敢冒这个风险？倒是不论大事小事，只要是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消息就放在头条，还可能会受到赏识。这种体制鼓励总编辑只向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因此，需要中央出台类似重庆市2006年那样具体的可操作文件，来落实《意见》的贯彻执行。否则，就会出现2009年《辽宁日报》改革难以进行下去的尴尬局面：
《辽宁日报》2009年7月1日实行改版，努力回归新闻本位，进报亭，进家庭，试图走出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党报的改革之路。然而有一个问题他们基本没有变化，即头版领导人的活动消息。我统计了2009年11月的该报，30天中，省委书记出席讲话和视察报道头条10个，省长的同类头条5个，占全月报纸头条的一半。还有3个头条是省级的党政文件。党报报道领导人的活动，只集中到省委书记和省长两个人，亦是一种进步。但这15个领导人活动消息的头条，真是这一天省内最重要的新闻吗？其余的12天中，除了一天是王歧山副总理视察的头条外，其他11个头条均是省内“非事件新闻”，即没有时效、没有具体事实的经验、数字。
还有一个更为奇怪的现象，某些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北京日报》的头版版面，除了报头不一样外，其他完全一样。甚至报道新闻界“学习实践”活动取得成果的电视新闻画面，展示的竟然是版面完全一样的不同报纸的头版（见图9）显然这种情形常见，才可能会被电视记者随手拍到，难道这就是“学习实践”的结果？形式主义已经侵蚀到我们党报工作的骨髓了！
“对版面”，是“文革”时期报纸编辑部为了防止红卫兵冲击而采取的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措施，如今的再现，反映了党报工作中缺乏必要的职业工作安全感。
继承历史上党报
不突出个人的光荣传统
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党报需要改革已成为共识。但在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后，党报头版的改革长期停滞，根本的原因在于领导人活动的消息都挤上头版，使得其他更重要的新闻上不了头版。回顾党报的历史传统，即使以指导工作为主的革命战争时期的党报，亦没有党的领导人严格按照级别和座次编排版面的，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反对突出个人、不讲究党报报道排位的光荣传统，现在被丢掉了。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意在恢复这一光荣传统，但却没有得到执行。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有80年。我们继承了哪些光荣传统？哪些好传统被丢掉了？为什么会被丢掉？应该好好总结一下。党报也是报纸，即新闻纸。既然是新闻纸，就要有新闻，就要如胡锦涛所说，“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
1992年，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讲话。他批评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现在无形中指导党报头版内容设置的思想，仍然是形式主义的“文件纸”意识，党报头版成为官员的“起居注”，忽视了消息的新闻价值。
党报在党内属于精神生活领域，面对社会，属于职业新闻服务领域。党报具有指导工作的功能，但毕竟也是报纸（newspaper），而报纸刊登新闻，是有“新闻价值”这个选择事实加以报道的行业标准的，官阶和党内座次是新闻选择考虑的因素，但不应该是主要因素。
党的出版物，按照列宁的说法，“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显然，党内精神生活应该是丰富和多样的；党报面对社会的新闻服务，则还要考虑信息的多元。然而，现在党报头版和头条，严格按照官阶和座次排位编排党内官员的活动消息，连字数多少都是固定的，不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党内精神生活制度化了。马克思说人的精神，就如“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一旦党的精神生活制度化，一切精神活动按照程式操作，报纸便不是报纸，通过党报向社会呈现的则是党的僵化，这不利于树立党的良好形象。
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在社会环境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及时跟上了世界信息化的步伐，各种传播新技术不断地涌现和迅速普及，变化之快，前所未有。随着互联网技术、web2.0技术和微博客的普及，报纸面临多种传媒渠道的夹击。人们可供选择的信息渠道很多，同步传播越来越普遍，观念也趋向多元。如此大的中国和世界，各个领域每天都发生着许多变动，如果党报不能及时刊登最新的重要新闻，还用俯视的眼光按照官衔大小选择头条和安排头版版面，在报业竞争的当代就可能被边缘化。
传播的效果在于传受双方之间的互动，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许多生动的、有新闻价值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上头版，甚至头条？这需要从我们关于什么可以作为“头版”、“头条”的意识检讨起。党报头版、头条不一定只能是面上的宏观的事情，也不一定只能是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具体的生动的事实完全可能，也应该上头版，甚至成为头条。■（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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