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出版发展的初心、路径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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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我们目前已经完成转企改制，成为“市场主体”（理论上）了，但是还是明确规定了出版参与市场竞争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八九十年前我们的出版先驱陆费逵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捉刀杀人还要厉害”，今天我们的决策者和实践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企业的产品，在还没有开始进入生产环节的同时，就必须要按照规定进行统一的报批认证工作，这是因为作为出版物具有的它特殊作用的属性而决定的，陆费逵还这样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今天我们的决策者和实践者也是这样做的；作为“市场主体”，在参与竞争的同时，我们继续享受着各种优惠与保护，其中免税的“优惠”就成了相当多出版社转企的“动力”，税收优惠的政策，从另一个角度是不是也说明了出版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企业？ 我以为，无论怎样改，大学出版的改革发展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坚持方向与促进发展的关系。我们所说的方向，首先当然是政治方向、思想导向的问题，同时，也包括了大学出版社的办社方向、发展目标的问题。二是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与保持稳定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分类指导，循序渐进。三是正确处理面向市场与服务教育的关系。首先就是应该面向教育这个特定的市场，服务教育是我们大学出版社在面向市场过程中时刻不能忽视的本职工作与重大历史使命。四是正确处理出精品成果与培养优秀人才的关系。出精品成果与培养优秀人才是一种因果关系，有了优秀人才，才可能出精品成果，而精品成果一定是出于优秀人才之手。 而在改革的思路和采取的模式上，我们应该根据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不平衡的现状，采取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试点的办法，稳步推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改革问题。在当年我参与起草的教育部关于大学出版社改革的报告中就坚持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可以采取三种模式，根据出版社的具体情况和主办单位的意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模式推进改革。其一，可以转制为真正的文化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其二，可以转变为企业管理模式的非赢利机构，控制出版功能，公益项目和赢利项目并存；其三，转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作为高校学术科研成果发布的媒介，严格规定出版范围。 然而，不管如何选择，大学出版社的“初心”不能忘却，大学出版人的使命和责任永远不能忘却，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今天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就是要求我们时时记得我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不忘初心”，必须要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去审视自己的出发点，回望自己留下的脚印，认清自己脚下的路，校准自己前行的目标，在探索的前行中，去深刻认识和认真总结在探讨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史规律，去直面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通过回顾与反思去认清和把握历史规律，从而坚定自己前行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出版人必须要善于思考，在实践的探索和实践的思考中形成理论，又通过理论的指导作用回到实践中去，中国出版改革40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者系第十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全国首批新闻出版领军人才） 作者简介 吴培华，教授，编审 ，编辑出版研究生导师，原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曾任苏州大学出版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所苏州研究基地主任。国家出版基金专家组成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 2007年入选首批中国新闻出版业领军人才，2008年获第十届“韬奋出版奖”，2009年入选中国高校首届出版人物。2013年被评为“出版新锐人物”。 在国家级出版媒体发表各类专业论文100多篇，著有《出版问道十五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追梦 ——我出版问道历程》（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主编《现代编辑学教程》（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论文曾经获得“中国出版改革20周年征文”二等奖、第五届全国出版理论研究优秀论文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等20多个奖项。个人独立策划并任责任编辑的图书分别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1-4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共6个国家级大奖并入选第1-3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以及十多个省部级奖项。 作者曾经发表过的关于大学出版社改革的论文： 《编辑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兼论大学出版社如何实行企业化管理》（《中国出版》1998年10期） 《大学出版社明天会怎样——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对策》（《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7期） 《生龙活虎生力军——论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11月3日） 《正确的发展模式的立足点是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年11月3日） 《十一五，大学出版社的理性发展阶段》（《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年11月2日） 《大学出版社在转制新课题面前的再思考》（《中国出版》2006年7期） 《大学出版社改革进程中得障碍浅论》（《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11月7日） 《大学出版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大学出版》2008年1期） 《高校出版改革必须处理好的四个关系》（《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6月） 《大学出版社改革真正障碍在于自身的观念》（《出版人》2009年10月） 《后改制时代，大学社在夹缝中求生》（《出版人》2010年11月） 《专业化是中小型大学社的生存之道》（《出版广角》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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