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出版发展的初心、路径和愿景

中国出版领域的重要方面军——大学出版在出版改革过程中走过40个年头了。笔者从20年前发表第一篇关于大学出版改革的文字开始，在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又连续发表了十多篇文字，涉及了中国大学出版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活动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已经走过的路。

一、大学出版发展的“初心”

中国的出版社，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基本上都完成了转企改制的工作，除了人民出版社和民族、盲文等比较特殊的出版单位外，几乎都转制成为了文化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出版社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转企改制，成为与后勤产业、校办工厂同样身份并同样需要向学校上缴利润的企业。本来在学校是除了科研、教学之外作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种势力”、与图书馆、实验中心一样承担学校教学科研支撑功能的单位就这样摇身一变，变成了企业，成了游离于学校教学科研主要功能并必须向学校上缴利润的文化企业。

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贺圣遂教授的“大学出版”应当走向“出版大学”的办社理念实际上就阐明了大学设立出版社的初心。他认为，世界著名大学的出版社注重自身的品牌经营，所以他们可以继学校的科研、教学之外成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种势力”，所以它同时又成了出版大学，这是对外层面上的含义。同时，大学出版社以大学为母体依托，最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有关思潮嬗变以及学术创新的信息，而且还拥有一批了解科研和教学规律、熟悉课程设置的编辑人才，不仅使其承担起理论攻坚的“深度出版”的使命，也使其成为先进出版理念的策源地和高素质出版人才的培养基地，这是出版大学在对内层面上的又一种含义。由此，大学出版社就成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出观念、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的出版大学，这也是其他社会出版社无法比肩的。

显而易见，大学出版社姓“大学”，她植根于大学的母体，与所依托的大学乃至整个大学系统有着得天独厚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决定了大学出版应当而且必须为大学实现其培养人才、创造新知、服务社会的功能服务，相应地，应当而且必须将培养人才所需的教材、创造新知所出现的学术论著等作为自己出版的主导产品，从而确定自己在出版市场上的差别地位。100多个大学出版社，无论大小、无论先后，在它们成立之初的批复中都有对它的功能地位和出版范围明确的规定。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他为《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大学出版自从诞生之日起，几乎是天然地与大学之间紧密联系。因此，离开大学谈论大学出版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笔者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大学出版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出版人，在出版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同样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认为，“大学出版社在这场改革中，绝不可以把目光仅仅定格在是否转企、改企的问题上，关键在于明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明晰自己的立身之本，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规划，确定自己的战略定位，努力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自己应有的份额。”（《正确的发展模式的立足点是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年11月3日）。 实践证明，大学出版社就是要为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就是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目的，把高校创造的文化成果推向社会，用社会的文化成果推动高校教育的发展，这就是大学设立出版社的初衷，我们今天说“不忘初心”，这就是我们大学出版社的“初心”。离开了“初心”，也就是放弃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义务，有悖于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