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传播价值观的更新

我国已成为世界网络技术大国，以5G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正在呈加速度发展。相比较而言，公民的网络文化素养还相对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文化与网络伦理缺失，二是网络空间秩序失衡，三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文化力量释放不足。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全面提升，才可以跟上时代步伐，适应文化传播价值观更新的社会需要。

一、基础性媒介素养教育要纳入国民教育、党政教育、社会教育之中。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已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体，但是由于基础性的媒介素养并未纳入教育要件，因此需要对主体人群开展多方位的具有先进文化特征的媒介素养教育，使其形成恰当的自我与他者关系、权利与责任意识，以及正确的网络道德观。

二、普及“传播即涉及伦理”的公序良俗意识。网络空间的秩序已与线下社会秩序密不可分，事实证明没有良好的网络环境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在媒介赋权已达到全民性的时候，个体行为的伦理特征随时具有海量放大的可能。因此，除了开展法治意识的普及之外，比法治含有更多文化内蕴的伦理观念需要渗入到生活中，普及“传播即涉及伦理”的意识，涵盖到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广义的文化生活中，使个体行为更具有合理的伦理性。

三、仪式感的文化表征需要进一步梳理彰显。文化需要一定的符号表现，不同文化含有不同的仪式感。在多媒体的网络环境中，具有文化表征和仪式感的呈现方式更容易传播，具有更强的易感性，更能够融溶国际文化差别。因此，需要提倡社会性的文化能量释放，鼓励具有仪式感的地方文化表征多样呈现。同时，在编制文化发展的规划时，需要改进以往由政府包办非遗等项目的做法，使社会文化由社会参与的程度得到不断提升，并更多样地呈现到网络空间，形成线上线下的轮动互促。

四、文化议程设置的能力向国际延展。文化议程与政治议程设置具有不同特征，它依靠的是文化对人心中的人性、良知、审美意识的感召。例如，对具有丰富成功实践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研究与展示，不仅可以把议程设立在夺取政权变更制度上，还可以更深入地把议程设置在与中国历史文化走向的一致性上，设置在人与社会的文化互动选择的合理性上，选择在文化多样性与国民文化特征的主体性上，最终体现于人性与社会性的合理兼容上。在民主与法治成为国际议程常态内容的环境下，文化议程的灵活性与包容性，是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政治议程所难以具备的，对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世界多民族，也更具有近悦远来的功能。（江作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