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归来”——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方大曾寻访记

几经波折的底片

小方失踪已久，家人整理他留下的东西，发现了两个装满底片的小木盒。小木盒里的一千多张底片，编号从个位数开始，断断续续以四位数的第1200号结束。底片中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最多，不过几乎全是卢沟桥事变之前拍摄的，之后的大量战地照片，随着小方的消失已无从查询。

小方的外甥张在璇接受冯雪松访问时曾介绍，协和胡同10号的老宅院子里有一个灰色的小木屋，是舅舅方大曾专门请木匠搭建用来冲洗照片的“暗房”。装底片的两个小木盒也是当时一并做的，每个盒子一尺多长，半尺多宽，半尺多高。

日伪时期，京城一片恐怖，家人担心那些记录抗日运动的底片惹上事端，趁着烧火做饭时悄悄烧了一些。后来，还是小方的母亲把小木盒藏在她的大书箱里，才使剩下的底片幸免于难。日本投降后，小方的母亲就把小木盒放在卧室的平柜上——她始终不相信儿子的失踪，觉得这些底片是对儿子的一个念想，看见它们就好像儿子还在。可是，她这样等了32年，打听了32年，直到去世，也没有听到小方的任何消息。而且，就在她去世前几年，小方留下的唯一念想——小木盒里的底片又经历了另一次波折。

那是“文革”时，社会上正在反“四旧”，小方拍摄的绥远抗战时的国民党官兵，以及揭露冀东伪政府统治区娼、赌、毒、走私等丑恶现象的照片，让妹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十分担心：万一这些底片被发现，别说底片留不下，家里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两姐妹瞒着母亲，主动把小方的底片交到了方澄敏单位的“红卫兵办公室”，告诉他们这是家里亲人留下的纪念物，看他们如何处置。张在璇告诉冯雪松，姨妈方澄敏在单位人缘很好，说明情况后，负责人看她态度诚恳就没有为难她，只淡淡地说“就放这儿吧”。底片上交后仅仅一周，红卫兵来了方家，翻箱倒柜搜查一番后，什么也没找到，只好离去。

1969年，小方的母亲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此后，妹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接过了寻找小方的重担。那时距离小方失踪已经32年，但她们还抱着一丝希望，盼望知道小方的下落。

对于那些上交的底片，姐妹俩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没想到，1979年的一天，已经退休的方澄敏到单位办事，突然在工会办公室的角落里，看到几张废报纸包着一些粉红色的袋子。袋子随意地散落在地上，方澄敏却一眼认出那就是哥哥的底片：每一张底片都装在一个半透明的纸袋里，然后再装进粉红色的外袋，外袋上印着“德记商行”“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字样。她急忙找到工会负责人，被告知“红卫兵办公室”早就不在了，这些东西没人管，“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

底片失而复得，后来，装底片的小木盒经历了在食堂放饭票的命运后，也物归原主。然而，几十年过去，除了方家人和小方生前的一些朋友，已经没有人知道底片主人的故事了，甚至“方大曾”这个名字也变得陌生。

六十多岁的方澄敏开始悉心整理命途多舛的底片，她希望可以出本画册，或者办个展览，纪念自己的哥哥。她四处奔走，查阅资料，编写目录，访问知情人，找过许多人，想过许多办法，却收效甚微。曾有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小方的作品集，方澄敏满心欢喜地等待，最终的答复却是不能出版，原因是赚不到钱。

1989年，方澄敏辗转联系上了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工作的摄影史学家陈申。陈申是《中国摄影史》的作者之一，因为编纂《中国摄影史》，见到方澄敏之前他略略知道“小方”其人。在协和胡同的方家老宅里，陈申见到了小方的底片。后来，在陈申的推介下，台湾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征得方澄敏同意后，挑选了50张底片，于1994年在台湾《摄影家》杂志推出一期方大曾专辑。在专辑引言里，阮义忠断言：“方大曾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世界摄影家相比，毫不逊色。”至此，小方的名字和作品总算被一些文化界和摄影学界人士知道。

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摄影杂志《焦点》向陈申约稿，对方澄敏作了一次专访并录音，首次将战地记者小方的故事公诸于世。

不过，让小方真正回到大众视野的，还是冯雪松长达20年的寻找。

署名“小方”的图文报道《卢沟桥事件》刊载于1937年7月号的《良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