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归来”——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方大曾寻访记

绥远43天

1936年年底，绥东集宁县的冬天，范长江遇到了“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青年”小方。彼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经典作品《中国的西北角》已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而小方还是中外新闻学社的年轻记者，两人均为采访绥远抗战而来。这是两位同行的第一次谋面，小方的一个“壮举”却让范长江吃了一惊——他打算告别同行的记者朋友，独自骑马斜穿阴山，到绥北的百灵庙继续采访。

小方“单枪匹马”的独行“壮举”由来已久。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的炮声打响，中国军队取得了百灵庙战役和红格尔图战役两次大捷。12月4日，小方带着他的相机，登上了北平开往绥东的火车，一夜颠簸后，抵达了寒风呼啸的集宁县。接着，他先在集宁搭乘部队车辆，后逆着北风徒步五个多小时、跋涉40里，赶到距离集宁180里的红格尔图。

在前线与战士们同吃同住采访后，小方返回集宁，遇到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中央社记者王华灼等人。数日后几人共同前往绥东的另一处军事重地兴和县采访，后再次回到集宁。

就在此时，小方轻描淡写地告诉范长江，他第二天要骑马去百灵庙。范长江在1938年的《忆小方》一文中回忆：“到百灵庙……那是雄壮而艰苦的旅程……塞外的生活，我们多少经历过一些，总少像他这样冬季孤身翻阴山，而且正是百灵庙战争之后。”范长江写道，从此被人叫为“小方”的方大曾先生，在我们朋友心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小方决定开启这趟艰苦旅程的理由很简单，从集宁到百灵庙这段路程经过的地方，“自战争平定后，还没有新闻记者到那里去视察过被匪蹂躏后的惨状”。

驻集宁的汤恩伯听说小方的计划，提出派汽车送他，小方拒绝，因为他清楚这段原始状态下的路程并不适宜汽车行走，他打算骑马赶路。与今天的记者不同，当年的范长江、小方等战地记者骑术都不亚于驻守塞外的战士，在兴和采访时，一位师长就曾称赞他们：“你们都是武装的新闻记者啊！”小方在战地通讯里提到此事，斗志昂扬地写道，“不只是新闻记者，中国的全民众都应该武装起来！”

就这样，1937年1月6日，小方和一名士兵同行，向西北方而去。天气冷得厉害，狂暴的北风迎面吹来，就连同行的士兵都受不住，想打退堂鼓，小方不愿半途而废，便建议士兵自己先回去，士兵看他意志坚决，还是咬着牙随之继续赶路了。

除了天气，在陌生的崇山峻岭中辨认道路也是一大困难。小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并没有领路人，有的只是我的方向鉴别力，在我们越过那段盘山道路之后，就再也遇不到行旅的踪迹，因之，我断定这是走失了正路，我们陷于危险的环境中了。”没办法，他只好一边估量着山的形势，一边用眼力寻找蒙古族人辨别山路的“敖包”，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峰，经历一次又一次失望，整整走了一天，终于，一片平原出现在眼前，村庄也多了起来，目的地到了。

这样艰难的旅程中，小方仍然没有忘记工作。一路上，土法开采的煤矿区、喇嘛寺院、天主教堂、畜牧场，都成了他镜头和笔尖的新闻素材。

2017年10月底至11月初，冯雪松、陈申等人驾车沿着小方当年的采访路线前往内蒙古实地考察，沿途只见阴山绵绵，草原茫茫。冯雪松说，他难以想象，当年的极度严寒下，小方单人独骑行程数百里，边赶路边拍照写稿是如何做到的。

这次长达43天的绥远之行，是目前已知小方外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采访，也是留下照片和文字最多的一次采访，他拍摄了四百多张照片，完整地报道了绥远抗战。《绥远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等来自塞外的通讯，一篇接一篇发表在《世界知识》上。报道中，前线战士们挖战壕、擦枪备战的紧张，头戴面具进行防毒演习的场景，兴和街头“反对日军在青岛的暴行”的大胆标语以及战后尸体的惨状，一一呈现。

这些报道鼓舞了民众抗日斗争的士气，也引起了范长江等新闻界人士对小方的赏识与重视。正因如此，后来被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称赞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的小方与范长江，才得以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成为同事，并肩战斗在抗战一线。

　　小方的妹妹方澄敏老人和珍藏几十年的底片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