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归来”——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方大曾寻访记

方者，刚正不阿也

冯雪松第一次知道小方的名字是在1999年。那天，他无意中在办公室的报纸堆里看到了一份传真，传真是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发来的，里面提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方大曾”：

作为抗战初期活跃在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欧美许多报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个人事业刚刚展开的时候神秘地失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摄影家……几乎完全沉入了历史的忘川，只有他的胞妹珍藏着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张底片……出版社拟将方大曾的作品及世人对他的回忆，合编成《方大曾的故事》一书，以示怀念。

传真没有明确的接收人，“战地摄影记者”“神秘地失踪”“一千多张底片”这些关键词语却触动了冯雪松这名纪录片工作者的直觉。他记得那时的心情，有点兴奋，有点冲动。从此，持续20年之久的寻找方大曾之旅开始了。冯雪松习惯说“寻找”小方，而不是“纪念”之类的词语，因为“一开始还怀有美好的愿望，希望小方还生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希望他只是因战争失忆，或者别的原因，一直不曾回家。”

他先翻开了厚厚的《中国摄影史》，结果让人失望，其中的方大曾没有独立的篇章，没有连贯的履历，没有定论和结语，他只是一个被叫作“小方”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只是零星出现在相关联的历史事件中。

冯雪松找到陈申，并在陈申的引见下拜访了小方的妹妹、85岁高龄的方澄敏。于是，那个碎片化的小方有了一点轮廓：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1912年7月13日出生在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他的父亲在外交部工作，家境殷实。读小学时，方大曾就喜欢摄影，开明的母亲用七块大洋给他买了第一架相机。1929年，17岁的中学生方大曾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

1930年，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1935年毕业，大学期间思想活跃，热心进步活动，曾与诗人方殷共同主编《少年先锋》杂志。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工作之余同时担任中外新闻学社的摄影记者，时常带着相机外出，记录所见所闻。

据方澄敏介绍，大学时的小方就已经在北平的摄影圈崭露头角，参加各种展览，常在报刊上发表摄影作品。上大学后他不再向家里要钱，他的稿费不仅可以支付生活用度，还足够买拍摄用的胶卷、洗照片用的药水。

在《以身许国的新闻战士》一文中，方澄敏回忆，哥哥“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透露出纯正无邪的光芒”，他“好像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又好像从不知疲倦”，“他之所以称为‘小方’，那是因为他童心未失，秉性活泼，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的缘故。当朋辈们看到他这个大个子出现在欢蹦乱跳的小人群中时，就情不自禁地亲昵地称他为‘小方’，他自己呢，也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孬。他说：‘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浏览小方留下的底片，不难感受到妹妹眼中“活泼”“正直”“纯正无邪”的他。冯雪松告诉记者，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摄影艺坛上一个相当活跃的时期，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照相机只是少数“有钱有闲”的人手中的“画笔”。一些摄影家们追求唯美主义，集中在上海、北平等大都市，热衷于展示改良过的类似国画或时装照的摄影术。而小方的摄影风格和工作方式与之截然不同，用方澄敏的话说，小方“不拍美人照”。他的脚步遍及城市周边的寺庙古刹、乡村田野、商埠市集，以及河北、山西、察绥一带；他的镜头中多是纪实风格的劳苦大众，譬如门口的车夫、讨生意的小贩、蜷缩在墙角下的缝穷者、破衣烂衫的码头工人、皮肤黝黑的黄河纤夫、井下挖煤的煤矿工人等。

行走和拍摄中，小方对现实有了更多思考。在一个煤矿区目睹工人们随时危及生命的工作后，他忍不住在文章中呐喊：“这个世界简直不允许他们生存在光明中，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的吧，我这样企望着，我确信这不是幻想：因为有千百万的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争！奴隶们也要享受‘人类的生活’了！”

引人注意的是，小方留下的底片里还有不少自拍照。这些直到2015年才在方澄敏老人的遗物中露出真容的自拍照中，小方经常是攀登在高处的形象，在塔吊上、在天梯上、在山顶上，他似乎总想抵达更高的地方，让人不由得想起母亲对他性格的评价——“太爱冒险”。

“知子莫若母”，小方的确是不惧危险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过两次，只不过，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透露过。冯雪松说，最近几年，他才在中法大学相关的档案和史料中发现小方被捕过。一次是1932年1月19日，一份北平市警察局二区的案卷显示为“解送中法大学王良骥、方德曾等十三人游行被捕案”，事由大意为当日下午，青年学生集会后赴市党部抗日情愿，沿街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另一次是1934年，中法大学的校友高云晖在《回忆农苔在中法大学和抗战初期》的文章中提到，“一天，教师范文澜、王慎明、阮慕韩和同学方德曾分别被国民党省党部逮捕去了，过了好几天，他们才都被校方营救保释出来……”因为这次被捕，本应1934年毕业的小方被校方降了一级，延迟至1935年才从中法大学毕业。

这样一个充满正义感、不惧危险的青年，在“九一八”后动荡的时局下，成长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几乎是最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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