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起、郑书祥与《星闽日报》

——记共产党人“白皮红心”斗顽敌

游德馨

孟起、郑书祥是上世纪30年代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理想坚定、意志坚强，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知识渊博、谋事实在。在国民党宣布“戡乱时期”的白色恐怖下，他们共同策划如何运用国统区的公开报纸为我所用，取得丰硕成果，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正直的人们都以《星闽日报》为风向标来揣测时局。这张报纸发行量大幅度提升，超过当时福州其他报纸发行量总和的两三倍。当前在“三严三实”教育活动中，我们要缅怀先辈，学习他们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对党忠诚，敢于担当，一身正气，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胜利果实，发动围攻解放区，发起全面内战，在其统治区内实行新闻封锁、白色恐怖，与人民渴望和平、实行民主背道而驰。在这个时候，华侨企业家、报业家胡文虎计划在福州办《星闽日报》，由其族亲福州永安堂总经理胡梦洲任社长，聘请他的永定同乡——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曾在他的星系报纸工作过的老共产党员郑书祥（当时与党暂时失联）任总编辑。在这之前，经过其省研院同事余志宏、王元（均为中共党员）介绍，与中共闽浙赣省委候补委员、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孟起相识。他们共同研究了如何用“白皮红心”的立场长期占领《星闽日报》这块阵地。

国民党反动派对《星闽日报》怕得要命、恨之入骨，怕它揭开他们的疮疤，恨它把丑闻晒在光天化日之下，采取监视、威胁、诽谤、逮捕、绑架、停刊等办法进行摧残。由于贯彻了隐蔽的办报方针，加上总编辑运用高明手段，《星闽日报》一直坚持到福州解放，前后共两年多。

（一）

孟起同志是我党优秀的领导干部，1949年初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是共和国的革命烈士。他于1938年入党，担任过中共沙县工委书记、福安县委书记、闽浙赣区党委候补委员和区党委秘书处、社会处负责人，以及中共闽江工委宣传部长、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副部长。

他有办报刊的经历和经验，主编过《教育月刊》、省委机关刊物《锻炼》。特别是1945年在三青团主管的《南方日报》闽东版任主笔期间，他的党内职务是中共福安县委书记。这个“白皮红心”的书记，巧妙地撰写文章、评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如在该报副刊《铁花》上刊登对联“救国岂无人，杀敌冲锋，有彼壮士！发财自有道，居奇囤积，舍我其谁？”矛头直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国难财的官商。福安县赛岐镇查缉所所长章吴绎，秘密身份是闽东七县军统情报站长，是戴笠的嫡系。此人在当地称王称霸，无恶不作，借缉私之名行走私之实，贩卖私盐谋取暴利。报纸予以揭发并配发评论《缉私者走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官僚监守自盗的种种丑恶现象，读者看后无不拍手称快。当时该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在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处处吃紧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却出现“公务员谈天说地，乡镇长花天酒地，保甲长欢天喜地，老百姓呼天叫地”的畸形社会现象。孟起在报端用答读者问的形式，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的根源所在。经过一年左右的艰苦努力，孟起不但完成了省委交给他的恢复发展福安党组织的任务，上层统战工作和社会救亡运动也取得可喜成绩，同时，还培养一批忠诚于党、能独立开展工作的干部，表现了他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以及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任务并取得成功的独立领导能力。这一段时间他通过《南方日报》闽东版主笔工作，取得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隐蔽、打着“合法”的招牌办报纸的经验。这些为他以后指导办《星闽日报》起了很大作用。

（二）

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是爱国华侨，1935年9月1日在厦门创办了《星光日报》。这是继新加坡《星洲日报》、汕头《星华日报》之后星字号的第三家报纸。由于有数位共产党员在《星光日报》任编辑，因此该报经常刊载一些反映人民意愿、宣传爱国抗日等进步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毕业的永定籍青年郑书祥，在中学、大学时代曾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受进步思想熏陶，对国统区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不满。他进入《星光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后，仿佛像呼吸到清新空气一般，精神为之一振，不时在《星光日报》副刊上发表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进步的文章。在鲁默、克里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郑书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逐渐有了参加政治活动和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要求，1935年冬，经尹林平、鲁默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成立实艺研究社，创办《实艺》周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开展“鲁迅精神不死”、“中华民族永生”的悼念鲁迅先生活动，公开成立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它是中共厦门市委直接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是我省第一个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

1938年5月日寇侵占厦门，《星光日报》停刊。郑书祥遵照党的指示转移去香港，经廖承志、连贯安排进香港《大众日报》任主笔兼电讯编辑，并接上党的关系，继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协助爱国青年华侨回内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他和乔冠华分别担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香港分会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底日本侵占香港。党组织指示共产党员自行疏散隐蔽，并每人发给200元港币作疏散费。郑书祥回到福建。1942年他受聘于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文史教员，经常给学生作抗日形势报告，组织学生学习鲁迅作品等其他先进书籍，在进步学生中传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营救、声援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的学生，成为音专进步力量的核心。1944年起，他与羊枣一起担任永安《民主报》（进步文化报纸）社论主笔和《联合周报》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一些国际时事与战局评论和揭露旧社会黑暗的文章，积极地投入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为抗战作出贡献。

（三）

1947年元月，《星闽日报》开始筹办，报社地点是现在的台江区中平路牛弓街19号，郑书祥被聘为总编辑。孟起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很特殊又是很好的阵地，要长久地占领这个据点，应当办出自己的特色，为人民解放事业尽一分力量。他与郑书祥交换了在蒋管区如何办报的看法，共同认为在四周都是反动军、警、宪、特的监视下，要提高警觉性，加强保护色，不能有“过左”的表现，尽量用合法面目出现，揭露不合法东西。他们认为，副刊要活泼，特栏稿件要自己掌握。这个时候孟起对郑书祥的历史已有了解，并根据他到永安四年的表现，提出要他参加城工部的党组织。因为郑书祥已于1935年在厦门入了党，他要求组织上把他在香港党的组织关系（1942年以前）转到福州来，不要再重新履行入党手续。孟起表示同意，并提出在未正式转移之前与他单线联系。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政治上领导、指导关系。

孟起对如何办《星闽日报》有过多次指示。首先不能打退堂鼓。郑书祥曾说过，实在站不住脚时，打算退回研究院去。孟起批评他说：“这是书生习气，是个人清高打算，不是斗争艺术”，“《星闽日报》是福州的大报纸，中统想控制，军统也想控制（实际上都打进了一些人），你是星系报纸的老报人，又是胡文虎同乡，他们不容易夺去。你当总编辑最合适，有这么好的条件要设法稳住，不可作中途退出的打算”。第二要伪装自己。写社论、作报道要用“官方”的语言，用民主主义者的口吻去写作。一切都按照“合法”方式办理，不能太露骨、太红，不可给人有机可乘。只要不时说些公道话，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揭露一些真相，就是我们的目的。第三，一定要保持民营报纸的特点和本色，也就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式，五花八门的灰色面目，寻找机会放一些进步的、人们渴望的东西出去。1947年6月《星闽日报》开始编辑、试版，每期只印五六份，郑书祥不时集几份送给孟起审阅并征求他的看法。看后他认为，副刊编得太呆板，要有漫画、木刻、插图。他说，社论写得太露骨容易出事，“不够收敛，何必一开始就显露如此锋芒！”孟起除了严肃地提出在白区办报的策略外，还为《星闽日报》社推荐些新人，以充实进步力量。如黄垂庆（黄岑，福建电视台台长）是他在福安担任《南方日报》闽东版主编时培养的进步青年。他与郑书祥研究后用巧妙的办法，送黄垂庆到《星闽日报》社当记者。

在当时恶劣环境下，传播战场消息，揭露腐败政治，如何做到既不犯法，又能透露事实真相，使读者有一个明晰的方向？《星闽日报》采取打破“中央社”一家独断新闻，开辟多渠道消息来源。如战局、政局的重要消息，除“中央社”电讯外，同时刊登合众社、路透社等英、美、法等国的通讯社消息，透露真实情况让读者进行比较。在版面上设立“经济商情”“新闻之窗”“文教短波”等专栏，多角度反映社情。开辟“读者之声”、“社会服务”直接听取大众呼声。利用星系报业集团派驻国内外记者网，报道各地的第一手消息，反映国内战局、时局的重大变化，使广大读者的视野为之开阔。约请国内知名教授、学者纵谈国事，如燕京大学齐思和，北京大学胡适、崔书琴，清华大学张印堂等，他们撰写文章，文风清新，见解独到，大多宣扬进步思想，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使读者耳目一新。在关键时刻请本省丁超五、刘通、何遂等名人（他们是民主人士和进步立法委员），对重要问题发表看法和意见。以上这些巧妙的包装手法，骗过了不少敌人耳目，即使他们不愿意看到这些消息，因为都在合法范围之内，只能干着急。

旧社会办报纸有个惯例，就是要经常出社论。《星闽日报》也不例外，几乎天天有社论，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军事、教育、金融、物价、华侨等方面内容，大部分是郑书祥亲自执笔，不下几百篇，约占全部社论80%。这些社论如何不被抓住辫子，又尽可能反映客观事物、揭露矛盾，是一件伤脑筋的事。郑书祥学识渊博，眼光敏锐，经验丰富，善于打擦边球，与反动当局周旋。在经济方面主要从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统治区涨价风入手，来揭露官僚资本和四大家族的疯狂掠夺及其罪恶。如1948年8月21日社论《新币与物价》，指出金圆券并无物质基础，暗示会失败。社论发表后，一时银行挤兑，物价暴涨，人言啧啧，不少国民党官员暴跳如雷，要查封报纸。但社论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以探讨性质的文章出现，文字上无懈可击。加上胡氏家族出面周旋，终以判罚停刊三天了事。政治方面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不可能从大局而论，只能从局部问题谈起，在国民党腐败的反动统治层面穿几个洞，以扩见其一般，如1948年10月27日社论《无能！贪污！》。当年国民党官场上贪污成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作者巧妙地借用美国来华特使魏德迈指责国民党官员“贪污无能”的语气来借题发挥，对国民党政权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入木三分地批判。在军事方面郑书祥是用失败主义的情调，去论述军事战线的失利，用分析形式渗进客观事实的巧妙方式，透露国民党军失败与人民解放军胜利，如1949年3月18日社论《从重庆号说起》。重庆号军舰于1949年2月25日凌晨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开往烟台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对此讳莫如深。郑书祥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并且提出军心之所以涣散，实由民心之涣散所使然；今日之民心，一致要求和平，故欲阻止重庆号事件之再生，唯可循的途径，就是结束战争，谋求和平。这篇社论是配合省参议会中地下民盟、进步参议员与国民党斗争的一记组合拳。还有《毕业生失业问题》《为公教人员生活呼吁》《收回香港九龙》《台湾是中华民族的》《重视和平的呼声》等教育、社会方面社论，都涉及对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抨击，对在社会上唤起民众觉醒发挥了很好作用。在这一条隐蔽战线上，郑书祥等同志置生死于度外，与敌人斗勇斗智，显示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四）

1947年初开始，为筹备革命经费，城工部发动“米”变、“布”变等把敌人的物资变为人民财产，作革命经费。8月31日，孟起因为组织“海关布变”被家里的保姆出卖暴露了身份而被反动派逮捕，关在三关堂便衣队驻处受审。敌人采取严刑拷打、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从他口中得到我党内信息。但孟起始终对党忠诚，守口如瓶，还做了一位看守工作，打算越狱。城工部领导也准备三种方案营救，因种种原因无法实现。敌人给孟起加重脚镣，更换关押场所，更加滥施酷刑问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不吐半点机密，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气节。孟起虽然肉体受到摧残，但他情绪乐观，关押期间，坚持锻炼身体，有时吟诗、作对，设法购买报纸关心政治。敌人对孟起毫无办法，但他又是共产党重要干部、“政治要犯”，在无可奈何之下，于当年11月11日把孟起夫妇押往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交由更高一层的特务机关秘密审讯。孟起在福州时，已被敌人折磨得形如枯槁，骨瘦如柴。到南京后，敌人更加残酷，把他夫妇俩分别关押在男女牢，不准见面，不准看报，把他外衣剥光，在冰天雪地里冷冻。他仍然不屈服，大义凛然地写下“唯死而已”四个大字，并托人向党组织表示“至死不变，决心如一，个人生死在所不计”，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境界。不幸的是，1949年初，正当解放战场不断传出捷报，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敌人丧心病狂地秘密杀害了孟起同志，时年36岁。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共南京市委批准，孟起的遗像、革命事迹陈列在南京雨花台陵园纪念馆，供后人瞻仰学习。孟起烈士永垂不朽！

孟起被捕以后，郑书祥失去了直接的政治领导和办报上的业务指导。虽然他也感到茫然，但还是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继续坚持斗争，仍按照与孟起相榷的方针和策略坚持下去，特别在社论撰写上更加严谨。到了1948年下半年，《星闽日报》社还主动增加了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创办《大众报》的任务。

中共省福中（今福州一中）党支部薛谋略、游德馨、张任生小组，经上级同意，于1948年底打算办一份地下油印报纸。小组的张任生同志，受党小组指派，经七次探监，找到他的同乡又是他父亲的学生《星闽日报》社记者黄垂庆。黄因“共谍”嫌疑被捕入狱，他拒不承认，被列为未决政治犯。经他写纸条介绍，张任生找到《星闽日报》社总编辑的堂弟郑福祥。他是《星闽日报》社电务室报务员，思想进步，对旧社会不满，经常与黄垂庆谈论时局交流思想。他手上有一台美制12灯电子管收音机，可收到邯郸新华社电台的播音。总编辑郑书祥知道后，指示他要大力支持办地下报纸。郑福祥答应供给我们邯郸新华社电讯专稿。不久经过郑书祥的大力营救，黄垂庆得以保释出狱，安排在《星闽日报》资料室搞内勤，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香港《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的剪报资料。以我们党小组为核心组织“大众社”办起《大众报》。它是两张八开毛边纸的油印报纸，每期二三百份，内容是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胜利消息，解放区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讯，党对新解放区的政策和党的工商政策，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揭露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消息等，前后共印发12期。还翻印《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军为何胜利》等十几种小册子。为了躲避敌人的监视和侦察，报社先后迁移了五个地点。《大公报》一经内部分发到市区、农村和游击队，像久旱逢甘露一样，引起很大震动，受到热烈欢迎。

狡猾的伪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主任万振鹰，搜到一份又一份《大众报》后，认为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要获得如此精细的电讯文稿，除非报社或高档收音机，否则是无法办到的。他早已布置四处监视《星闽日报》，最后他自己带领一帮特务前后三次到《星闽日报》社查验，郑书祥与他们周旋，由于找不到破绽无法下手。但是他还不死心，还在暗中追查。事过不久，一群暴徒擅自闯入报社三楼电务室，要绑架郑福祥，幸好他早已离开未遭毒手。

1949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陈诚到福州，加紧扩军备战，加紧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郑书祥被列为福州文化界第一个捕杀对象。形势日益紧张，在这危急关头，郑书祥先后将特务要抓捕的郑福祥、黄垂庆疏散去香港，自己坚持到6月份，在福建地下民盟组织委员吴修平、周问仑同志安排和掩护下避往香港，旋由乔冠华、饶彰风安排到《华商报》任资料室主任兼社论撰稿人。

1950年1月，《星闽日报》社职工强烈要求，经中共福建省委电召，郑书祥重回福州，主持改组后的《新星日报》，继续担任总编辑，直至同年10月该报停刊。由于孟起牺牲，加上福建城工部冤案影响，郑书祥同志的党籍得不到证明。但他仍然以进步的民主人士身份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福建省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他担任过福建省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福州二中（原英华、陶淑、华南附中三校合并，今师大附中）校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委员。他与省内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他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党抱有深厚感情，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先后多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要求。粉碎“四人帮”后，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经过缜密调查，并报省委批准，恢复郑书祥同志党籍，党龄从1935年12月算起。2012年是郑书祥同志百岁冥诞。他的战友黄垂庆和女婿王子韩为他编辑出版了《郑书祥纪念文集》。该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好教材，体现了郑书祥同志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理想信念坚定，革命意志坚强。他以渊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丰富的经验与敌人斗智斗勇，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高贵品质，是我们后辈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