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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媒体的角色介入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李烈 作为当今公众了解周遭、认识社会、获得信息的一个最主要途径，媒体已经成为了公众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正在不断地深入介入到公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而公众之所以把媒体视为获得社会讯息、建构社会价值观的最重要途径和中介，是由于一定程度上媒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反映性”关系——媒体反映了其所在的特定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主流信仰和价值观，引导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媒体可谓是社会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者。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在媒体对社会现实予以反映和“再现”之余，随之而来的就是其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无论是对普通社会公众还是对官方的政策决定。而且，这一现象已经越发普遍。这便是所谓的“议程设置”。然而，媒体扮演的这一记录者角色，却并不能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而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相差各异的主观意图：有的旨在再现社会现实，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些积极的信息；有的主要以隐蔽的报道方式和手段，力图达到操纵舆论、引导民意、制造话题、扩大知名度的目的；还有的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当今公众对媒体的需求、依赖和心理预期，在炒作之余，实现最大限度获取经济效益的目的。近期借助微信传播的“支持人贩子死刑”事件便是一个例证。 依托媒体，各种不同传播形式的媒介产品将其所在特定文化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编码并媒介化输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复杂的社会。因此，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公众往往被媒体的主观意图所操纵。本文将通过对以下几个具体案例的详细描述，阐明媒体的观点是如何渗透进入公众的意识，使得公众的判断和社会舆论在无意识中被媒体左右的。 由于09年的杭州胡斌飙车案和10年河北大学李刚之子李启明酒后驾车这两起交通肇事致死案，使得“官二代”与“富二代”逐渐走入了公众视线，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了社会大众备受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很多民众甚至还对他们产生了极为片面的看法和偏激的情绪。而这其中，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功效不容忽视。可以看到,这几起事件在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之前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媒体发布了事件的经过，随后社会公众在网络等新媒体上跟进事件进展，并对此展开激烈的讨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基于自身独特的优势，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介入到了这一事件中。 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大众传媒对传播对象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具有一定正相关性，媒体对议题重要性的评判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同。在对“官二代”、“富二代”交通肇事致死案件中，各类新闻媒体通过对事件本身铺天盖地的报道，以及在报道之后所延伸出的对“富二代”、“官二代”群体的大量解读与讨论，都为公众提供了讨论的素材，从而达到了“议程设置”目的，使得公众无意识中接受了这些事件和议题被营造出来的重要性，并因此将其置于个人议程的前列。 此外，在这一案例中，“议程设置”功效还体现在媒体对于公众的舆论引导上。媒体的报道不仅影响着公众的关注点，更左右着公众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把舆论导向了单一面。由于对这几例事件的报道，部分媒体更多采取了对肇事者和被害人双方情况进行对比性罗列与介绍的“平铺对比”式报道手法，因此表面上看，媒体的确只是对新闻事实的做了归纳性陈述。而实质上，部分媒体在报道手段和叙事话语的表达中，明显地站在了受害者的一方，以“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法律正义的代言人”的身份，遵循中国传统社会心理，对肇事者和受害者分别予以一刀切、片面性的“贴标签”，将“富二代”群体的“飙车”认定为严重的“越轨”行为，对“官二代”群体作了类似“生活奢靡”、“不思进取”、“无可救药”的道德审判式的标签化归类, 营造出一种“刻板印象”。由于无论是其报道方式和还是手法甚至作出的结论式的报道都表达出了特定的立场偏向，因此其对舆论的走向带来了极大的引领和聚集作用，使公众在接受了媒体的报道后，对上述两个群体的态度基本都转向负面。更何况，新媒体开放性与交互性，以及受众参与度广泛的特点，也使先前聚集的民意在这里集中得到了释放，而抛开对这些单纯的对于交通事故的报道，同情弱者本就无可厚非。因此，随后显现的全国上下绝大部分公众群情激愤、上纲上线地将矛头指向“富二代”、“官二代”群体，使从对肇事者的谴责上升到了一场批判“官二代”、“富二代”群体的浪潮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0年初江苏卫视开播的《非诚勿扰》的走红又是一个体现媒体“议程设置”强大功效的典型代表。作为这类相亲交友类节目的一个代表，该节目的收视率创造了省级卫视近年来的收视高峰，而且节目中的多位嘉宾也因其极度个性化甚至出位的言论而迅速走红，一时成为舆论焦点。 由于当今我国的媒体正逐步走向市场化，各地广电媒体相继进行“一台两制”的全新管理运作模式探索和试点，开始追求经济效益，自负盈亏，媒体和节目生存压力明显加大，因此，收视率为王成了各大电视台的“金科玉律”。出于这一目的，《非诚勿扰》为了扩大自身影响，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主要基于“议程设置”理论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媒体为了捕捉公众的注意力，经常会选择以恰当的方式来构造相应的媒介事件，从而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眼球。《非诚勿扰》节目中经常通过一些嘉宾出位、大胆、开放的言论，标新立异、挑战传统、张扬个性，对当下社会公众的价值观进行剖析和评判。这种强烈的叛逆精神和对价值的自由选择，给受众带来了文化上、心理上和伦理上的巨大冲击，不仅影响到公众的行为认知，更促使了当今社会各种价值观的直接冲撞，一定程度上构造了轰动的媒介事件。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深,青年人尤其是远离家乡到大城市奋斗的年轻白领,生存压力加大,由于忙于事业打拼,工作繁忙或交际圈较小等诸多客观原因,造成都市大龄“剩男”、“剩女”比例显著上升，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大“都市病”。于是全国各地的广电媒体纷纷抓住这一大看点，大做文章，各大相亲婚配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成日益泛滥的趋势，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判断，成为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个新的焦点。而经济因素对文化和价值的筛选的客观结果，使《非诚勿扰》找准了“文化”和“百姓”之间的衔接点，并将其牢牢焊接。在节目的策划和组织上，《非诚勿扰》打破了过去的宏大叙事模式和规范，模糊身份，消除了台上和台下之分，主动地用原生态的叙述方法将神秘的“后台”场景原汁原味地还原、再现给受众，通过烟火味十足的小故事，暴露出普通人的人性弱点、生活异态和个性趣味，展现出了多元性和差异性，给观众得到了一种颠覆常态的心理快感，从而更充分地表现出大众文化平民化和参与度的追求，进一步地扩大了互动的广度和深度，迎合了受众的收视心理预期，凭借持续的社会心理支撑、现时的强烈关注度、有力的炒作和渲染介入并影响到了公众的日常生活行为，使得节目具有了更强烈的关注度和更深入的参与度。 通过文中选取实例，可以看到，媒体在公众的社会生活中的确扮演着极为突出和重要的角色，甚至会左右公众的行为认知和价值判断趋向，而且媒体角色的介入和推动也会带来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媒体的意图和目的不同，传播效果自然大相径庭。此外，对于客观效果上服务公共利益的媒体行为，要予以肯定；对于那些充当投机主义者的帮凶、以愚弄公众、把公众当牵线玩偶和赚钱工具的行为的媒体，要坚决予以批判。而媒体也应尽可能“不偏不倚”地提供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由社会公众自己去从媒体的报道中提炼他们所需的部分，引发思考，在受众与媒介文本的互动中体现传播的价值。（作者单位：福建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