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李柯勇：闯入历史的风暴眼--西藏地震“孤岛”樟木镇采访手记

原题：新华社记者李柯勇：闯入历史的风暴眼--西藏地震“孤岛”樟木镇采访手记

（一）

2015年4月29日下午，樟木镇变成了一个大漩涡。

沿着那条唯一的“之”字形盘山街道，朝着一个方向，人流奔涌而去。三五成群，背包扛袋，扶老携幼，人头攒动，车辆拥堵，叫喊声、喇叭声此起彼伏……彼情彼景，真如《圣经·出埃及记》。

我们闯入了一场风暴的中心，一个特殊的新闻事件正在眼前发生——因重大自然灾害威胁而撤空一座城镇，在西藏是第一次，在世界地震史上也不多见。

那天上午，我们一进这个边境小镇，就被焦虑的空气包围了。前一天，因山体滑坡中断的318国道被抢通，樟木终于结束了4天的“地震孤岛”状态，人们刚松了口气，突然又接到一个更加紧急的通知——

全镇撤离！

而且，天黑之前必须撤完！

尼泊尔8.1级地震发生以来，人们都在关注房倒屋塌、伤亡损失，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超乎想象的巨大危险正在酝酿之中。

从卫星遥测的宏观视野来看，这次强震和多次余震带来的冲击，远不止是地表破损，而是地质结构的改变——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南坡，西藏聂拉木县南移60厘米，垂直下降10厘米左右；“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下沉2.5厘米；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整体移位达3米。这是一场沧海桑田级别的巨变，本来几十万年才可能发生。

而樟木，仿佛躺在一把大铡刀的刀口上。

这座“挂在山上的小镇”自古以来就受到滑坡威胁，附近到处是各个地质年代的滑坡遗迹。2012年，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曾专门致信西藏自治区领导，对樟木滑坡防治提出建议。去年，国家对此正式立项。而这次地震，山体移位，岩层断裂，山崩地陷式的大滑坡随时可能爆发。而且，雨季到了，大雨连日侵蚀着被震松的山体……

最坏的结果是——这座千年古镇连同数千居民可能会被“包了饺子”。

新华社军分社记者白瑞雪、摄影部记者邢广利和我赶到樟木与西藏分社的同事们会合，最早是想做一篇《“孤岛”四日》。这里是尼泊尔地震中国受灾最重的地方，伤亡最多，外援断绝，最紧急时，食品、药品只够用3天。那样的困境，人们是怎样度过的？我们还想采访李冬——山东援藏干部、西藏聂拉木县委副书记，地震时正在樟木出差，和居民一起被困，阴差阳错地成了“孤岛”最高指挥官。可想而知，他身上一定凝聚了很多故事。

一进樟木，所有计划都被打乱了。

人心惶惶，没有谁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给我们讲一讲“孤岛”经历。李冬更是抓不到，他几天没合眼，走路都打晃了，还要东奔西跑地安排转移前后的各种工作，忙得恨不得飞起来。

不过，一场历史风暴中矛盾冲突最集中、最具戏剧性的那个点，恰是最值得报道的东西。向新华社总编室领导和西藏分社社长张晓华汇报后，我们与西藏分社7位同事一起，开始采写《樟木大转移》。

（二）

这是一次没有归期的撤离，樟木的人们忐忑不安。樟木是西藏最大的边境通商口岸，全藏90%以上的边贸和全国90%以上的对尼贸易在此进行。这里是近2000名当地居民的故土，也是中尼两国数千商贾和打工者的财产、家业所在。安身立命的一切说舍就舍了，不知多少人的人生将由此改写。

中午，在塑料布和脚手架拼成的简易帐篷下，在一团团随意堆放的行李被褥之间，上千人在焦急等待。听说是记者，人群迅速把我们围了起来，七嘴八舌讲家里的难处。地震以来，他们已饱受折磨，但现在，对前途的忧虑压倒了对地震的恐惧。几块石头架起的锅灶上，萝卜和肉在沸汤里翻滚，人们无心去吃，只把顽皮的孩子抱过来，喂上几口。

两个人架住一个老人，老人在哭。旁边一个年轻警察仰面朝天，大张着嘴却不出声，双拳紧握，似乎被胸口的悲伤压得喘不上气来。

医疗点，几个伤员头、手裹着纱布，坐在凳子上，倦怠而茫然。

更茫然的是黑瘦的尼泊尔边民。他们有的跟着中国人撤往日喀则或拉孜安置点，多数要回国。一河之隔的边境对面，路还没有通，他们不知怎样才能回到村庄被毁、尸横遍野的家乡……

游走在人群中间，聆听着各种诉说，我很无奈，只能一遍遍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话一出口，便觉苍白无力。

但是，必须走。

白瑞雪看到一幕：“青年旅社”的女老板不想走，一个名叫黄丽君的女子上前去，贴着她的耳朵说了句话，女老板轻叹一声，开始收拾行李。

黄丽君说了什么？

地震时，黄丽君正在从尼泊尔旅游归来的路上，一块大石头砸中车头，司机当场就不行了。而前方仅5米远，一辆客车33人全部遇难。她爬山崖，翻滑坡，经过一排一排的尸体，整整走了3天才回到樟木，也由此掂出了生死的分量。

“我告诉她，生命只有一次。”黄丽君说。

大灾之下，对生命的珍爱永远是最动人的故事。

那些把幼子扛在肩头蹒跚远行的人，那些把车停在路边、希望多捎上一个邻居的人，那一家锁好小饭馆、在门前合影留念的人，那一家把刚出生的一窝小狗托付给军人的人，那个带上不知名流浪聋哑人的老商贩，那个站在卡车后斗向外张望、忽然羞涩一笑的9岁孩子……这，就是需要我们观察、感受并记录的一切。这一刻，每一个当事者都是历史的主角，每一个场景都是历史画面。

也许有一天，当子孙问起这场地震，我会讲给他们听：这就是脆弱，这就是坚强。

仅几个小时，繁华的樟木就变成了一座空城。

并不是所有人都转移，解放军、公安边防官兵奉命驻守国门。

印象最深的是成都军区某边防团驻樟木一连。“孤岛”中，这支百余人的部队在营区为1600多名受灾群众提供食宿。转移时，他们全体出动护送群众。车辆不够，他们把徒步撤离的人们一直送过12公里外危险的“五道线”再返回，前后送走了两千人。

去一连采访时，意外地看到医务员怀里抱着只猴子，是只大约一岁的小猴，腰上缠着一圈绷带。战士们在护送途中发现了它，当时它正在公路上爬，两条腿拖在后面，腰被砸断了。有个战士一伸手，小猴也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以前，这里的野生猴群从不敢接近人类。

我摸摸小猴的头，它看都懒得看我，正香甜地啃着谁给的半个苹果。

一丝清凉忽入我心：自然面前，众生平等。

深夜，我们在一连的营房里赶写《樟木大转移》。

窗外暴雨如注。

那么坏的天，那么险的路，那么大规模的转移，会不会出意外？

（三）

转移平安无事，堪称奇迹。

那条路我们刚走过。28日说是打通了，实际上是时断时续。余震频发，滑坡、塌方不断，路刚打通又被埋了，当晚我们只能在聂拉木县城滞留一宿。第二天又往樟木走，仍然只能半路下车，手脚并用爬过滑坡体，然后徒步。

路是从万仞绝壁上凿出来的。滑坡体砸掉了一半路面。从缺口望出去，下面便是深不见底的山涧。崖壁直上直下，如刀削斧劈一般。横在路上的岩石都是新断的，茬口像刀刃一样锋利。我抠住石缝，一抬脚，腿上就被割出一道口子。不敢停留，必须快走。浓雾弥漫，葱茏的原始森林影影绰绰，耳畔传来鸟鸣和山溪的轰响。本是一处美如人间仙境的景区，此刻却危机四伏。路上到处是滚石，最大的一块竟有房子般大小，有一辆汽车被砸得稀烂。

四千多人、两百多辆车大转移，走的就是这条路。

我们又在樟木呆了3天。《樟木大转移》发出去已是下半夜。在北京，总编室、全媒报道平台一干领导、编辑一直等着我们，尽管连电话都打不通，他们却凭着对革命同志的无条件信任，咬牙等到了最后。用卫星电话跟后方弟兄们道了声歉，我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住的是部队营区三层小楼，墙已开裂，一道横纹贯穿整个墙面，墙皮脱落，砖石露了出来。一来余震，门、窗甚至墙都吱嘎作响。

凡事都是辩证的。若不是被困樟木，也见不到那样的空城奇观。

第二天的樟木，长长的街上，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几只狗在游荡。一群群麻雀起起落落，叽叽喳喳，那叫声几乎可以用“轰鸣”来形容。

静，静得人心里发毛。

谁家晾晒的衣服还在窗口摇荡。阳台上一盆盆花草长得正旺。一家餐馆的桌上，放着半扎没喝完的啤酒。五颜六色的店铺招牌鲜亮依旧。蔬菜瓜果还整齐地摆在农贸市场摊位上。一扇大玻璃窗映出蓝天白云。空气中还飘着藏香的味道……若没有那一把把扣紧的门锁，会让人觉得镇上的生活仍在继续。

以前大地震，我也见过撤空的城镇，比如汶川地震时的北川，但那是在城市已变成废墟之后。而这回，樟木表面上还完好，鳞次栉比的建筑平静矗立一如往常，只是人不在了，好似一具被抽空了血液的躯壳。

一个梦境？一片活着的废墟？还是另一个世界？站在街头，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那些曾在这里生活的人，有过怎样的悲欢离合？今后，他们的人生轨迹又将通向何方？

——都是些写不进新闻稿的零碎感受。但是，在与世隔绝之中，对命运的感悟却比平日来得更深切。

（四）

终于采访到李冬，是在3天后的聂拉木县城。

他文质彬彬，语声不高，瘦削的身材甚至有点弱不禁风，似乎很难和那个力挽狂澜的“孤岛最高指挥官”联系在一起。

他还没有完全歇过来，说话断断续续，有时低头沉默好久，大拇指按着太阳穴，使劲想，才能想起一些细节。好像记忆断成了一堆线头，只能一节一节重新拼接起来。

采访从晚上9点多开始，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半才结束，7个小时，采访笔记12000多字。这是近年来我采访一个人物单次对话最长的一回了。不困，越听越兴奋。采完了，只在椅子上眯了不到3小时就爬起来写稿，几乎一气呵成。一整天不吃饭，也没觉得饿。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毫无心理准备地卷入一场大灾难，并成了风口浪尖的领头人，一言一行关系着几千人生死存亡——这本应是好莱坞大片的情节，却真真切切地落到了李冬头上。无疑，他是这次西藏抢险救灾最有戏剧性的人。

4月26日，震后第二天，正是伤员呻吟、物资紧缺的忙乱时刻，他无意中听说，下午要发生大余震，是一个驻村干部听尼泊尔广播里预测的。当指挥部对是否公布消息发生分歧时，李冬拍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全镇随即进入紧急状态。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将挽救多少人的性命。

我们让李冬描述当时的心理，他只说了两个字——孤独。

当时，尽管身边干部群众很多，可是最后作决策时，他无人依靠，只能靠自己。几千人的命运似乎都捏在他一人手里，而他自己的命运又由谁掌握？活了36岁，他从来没有承担过这么大的压力。

他说，从宣布紧急状态到余震发生的两个多小时，是他这辈子最漫长的时刻。群众都躲进了安置点，干部们也不来汇报了，指挥部开阔的露天平台上一片死寂。李冬一直站着，环顾群山。

空气几乎凝固了，那情景像是死亡倒计时。经过大灾折磨，人们的心理已经很脆弱，几乎濒临崩溃。站在一起的每个人神经都要绷断了。有一个人说：“不如一枪把我崩了算了。”

李冬也很绝望，觉得这次大家都会被活埋。可是这话不能说出口，他是主心骨，只能硬撑着。

7.1级余震爆发时，大地像装上了弹簧一样波动起伏，满眼建筑物都在跳跃。惊叫和哭声四起。有人情绪失控，疯了一样想往外跑。

李冬说，那一刻，他万念俱灰。大小石块汇成了洪流，如海浪般从每座山上直扑下来，根本无处可逃。

旁边的人都在流泪，而李冬眼前闪过远在万里之外的7岁儿子、母亲、妻子，还有去年去世的父亲。他当时没哭，但我们采访时，说到这一节，他忽然泣不成声：“父亲在上海做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在手术室外站了8个小时，一分钟都没敢坐下。他去世，我已经进藏了，没见到最后一面……”

白瑞雪把纸巾递给他，我们无言地陪在一边。这些天，他心里积压的东西太多了，还没来得及宣泄一次。

稳了稳情绪，他说，当时滑坡停止后，他听着各安置点挨个汇报灾情，拿对讲机的手都在抖。汇报总共两三分钟，却漫长得像几个小时。最后一个点汇报完，他对着对讲机大喊：“真的都汇报完了？真的都没事吗？”喊了几遍，确认没事，他几乎瘫倒，扶着撑帐篷的杆才站稳。

他的脆弱比坚强更令我们震撼。站在风暴眼中，他是中流砥柱，但他自己都没料到自己可以这么坚强。危难关头，形势所迫，他不得不担起使命，平时埋在心底的勇敢突然被激发了。他也害怕，也无助，也慌乱，却只能强作镇定。别人都撑不住的时候，他还得撑下去。“没有退路，能上不能上，也得上了。”

真实就是力量。这种平凡与非凡的交融，是如此可信、如此动人。

“孤岛”中，紧急情况不止发生了一次：27日再次大余震，7.2级；物资药品告急时，空投物资的直升机被复杂天气挡在了山外；28日对外通道刚打通，又接到了大转移的指令；在李冬终于离开樟木的路上，又遭遇滚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手握这样的素材，写作时不用太费力，无需修饰编排，把采访笔记原汁原味整理出来，就是一个世界级的传奇故事。

我们几经商议，最后确定了题目——《李冬：“孤岛”传奇》。

（五）

以前我参加过几次地震报道，汶川、玉树、鲁甸，都是震后才赶到现场。尽管也有余震，但相比主震不算什么。这次不同，采访几乎与地震同步。尼泊尔震后，7级以上的余震就有三次，单独看，都算得上大震了。第三次甚至达到7.5级，那时我们已离开灾区，而总社、分社很多同事还在现场，体验了滑坡滚石发生在身边的惊险。

历险之后再回首，一切都是值得的。

4月30日，我们去采访樟木口岸的公安边防部队。连滚带爬穿越原始森林时，差不多每个人都被活麻刺到了。那是一种遍身毛刺的阔叶草，有毒，皮肤一旦挨上，像被马蜂螫了一样剧痛，要几个钟头才消。新华社西藏分社副总编边巴次仁最惨，右脸结结实实摔在一丛活麻上，肿起几个大包。

但是，坐在部队操场上，晒着太阳，吹着山风，他又很惬意了：“没想到，能在这里度几天假。”

亲历历史风暴的采访总是充满奇遇。来到常人到不了的地方，见到常人见不到的人，听到常人听不到的故事，不经意间，我们的生命增加了厚度。

这，就是当记者特有的回报吧？ （作者系新华社全媒报道平台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