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天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剧作四题

一、革命历史题材与张笑天的创作

张笑天以选材广阔、厚重，创作力强劲著称于中国文坛，是一位获得多方面成就的重要小说家、影视剧作家。他的中短篇小说色彩斑斓，一直保持着针砭时弊的锋芒与活力；他的长篇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作品汪洋恣肆，触角伸入现实和历史之要津与深层，以令人惊叹的手笔构筑起一座辉煌的文学殿堂。其中，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剧作，尤其影响深远。自1981年初发表《佩剑将军》（与石征先合著），陆续有《开国大典》（上下集，与张天民、刘星、郭晨合著）、《关东女侠》（与李杰合著，1989）、《开国元勋》（1989）、《金戈铁马》（1992）、《重庆谈判》（上下集，1993）、《白山黑水》（上下集，1996）、《扎西1935》（2011）、《大格局》（2011，与李和平合著）等剧作问世。这里有两点说明：一是这些剧本，有几部是与人合作，但笑天是主要执笔者，多年来连续写出如此多有分量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作品，无人出其右。二是下面举例分析皆依据剧作文本，可能会与完成的影片不一致。

张笑天写出上述电影剧本期间，还有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中正剑之梦》（1982）、《三八线往事》（2000）、《抗日战争》（2002），电视剧《杨靖宇》（1987）、《陈翰章》（1990）、《抗美援朝》（1996）、《叶挺将军》（2007）等发表，形成了一个同题材的厚重系列。综览张笑天创作的全貌，我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剧作，是张笑天主要的代表作，是呈示其创作风格的核心文本之一，是他创作成就的集中体现。

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学界有不同理解。值得庆幸的是，在“告别革命”已成流行观念的当下，我们还可以暂时保留这样一个带“革命”字样的术语。据孟犁野考证，建国初期《中华儿女》、《赵一曼》、《钢铁战士》等影片问世之际并无“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称谓。1954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首现“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影片”之提法；1955年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上报的《关于改进电影片生产的方案》，所列五个方面的电影题材中，有一项被称作“革命历史题材”[1]。革命历史题材的内涵、外延和时限，有多种论证和界定。对此，我持较为宽泛的理解，即除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要“描写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外，其他不一定都必须写真人真事，应当发挥这类题材作品追求历史真实的艺术虚构的自由度和创造力。在内涵和时限上，我赞同石方禹的见解：“所谓革命历史题材，指的是从1921年建党前后到1949年全国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以我党领导的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革命斗争事迹为题材的影片创作。”具体类型，我试图把它划分为宏观史诗与英雄传奇两大板块。

平心而论，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电影界十分注重并一贯提倡，专门成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予以指导和推动。但在具体影片的审查上，囿于思想的保守，有时会设置某些条条框框。尽管如此，还是在理论上进行过认真探讨，创作实践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就佳作迭出，八九十年代出现新的高潮，成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道持续闪亮的壮美景观。

艺术创作是一项自由的事业。但是，我想表达这样一个看法——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说来很简单又不会轻易做到，那就是；这类题材书写，完全是作者的内心需要，是一种自觉的承担；他应当熟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并能够在作品中倾注自己的热情与信仰。当然，如果这些作者能够像张笑天那样具备丰厚的文学经验和美学素养，就更好了。

二、《开国大典》与革命历史片重振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电影出现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新兴与重振。《开国大典》剧本成稿于1988年7月14日，影片拍竣于1989年9月4日。在此前后，有《吉鸿昌》（上下集，1979）、《南昌起义》（1981）、《西安事变》（上下集，1981）、《巍巍昆仑》（1988）、《百色起义》（1989）、《大决战?辽沈战役》（1990）、《开天辟地》（1991）、《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周恩来》（1992）等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相继上映，引起轰动。

作为建国四十周年的献礼片，《开国大典》映后社会反响强烈，好评如潮。该片获得1990年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配角、最佳剪辑五项大奖，第十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获得1989、1990年广电部优秀影片奖，堪称这一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冲击波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影片的成就，要归功于导演李前宽、肖桂云的努力，然而，张笑天等人的剧作，无疑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革命历史片的重振，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从一定意义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革命历史片的崛起，实质上是中国电影继承和发扬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片优秀传统而实现的复归与振兴，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应对思想文化的种种挑战而迈出的新步调。

以《开国大典》为代表的革命历史片系列的突出价值，在于它们现实主义美学的凝聚力及不可低估的政治导向作用。就是说，这一批巨片，突破了“探索”热的作茧自缚和“娱乐”热的无聊媚俗，稳定了当代中国电影的创新方向，强化了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它们通过激活电影对革命历史传统的观照，以艺术方式大大增强了党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感召力量。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加剧对中国渗透与颠覆的现实和前景，中国电影这一组历史性壮歌尤其显得宝贵。

三、张笑天笔下的毛泽东形象

在银幕上表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是时代的课题。这种重大历史现象的艺术再生，需要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其中，政治意识的开放和美学观念的成熟十分关键，同时还要具备相应的电影文化水准。在党中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做出科学结论不久，张笑天果决地抓住了时代契机，开拓性地切入重要的历史脉络，寻求对毛泽东的史诗性再现。这里既有对逝去岁月冷静而逼真的还原，又不乏想象与激情；剧作中的毛泽东不再戴着昔日的光环，但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他依然焕发着民族英雄的光彩和人的魅力。英国电影学家艾伦?卡斯蒂曾说：“史诗性叙述中的角色，往往是比实际生活中更夸张更纯粹的英雄甚至神话人物的类型。从表现这些叙述与角色的意图上也可以看出史诗性风格的特点。这样的意图包括：激发起强烈的情节剧式的感情反应，独立地或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歌颂和赞美人民，解释历史，灌输某种教义或意识形态。”我觉得论者理解透彻，讲出了“史诗性”的真谛。

首先，选择重大历史关头，展现以毛泽东为主导的两个对立阵营的冲突。

张笑天以毛泽东为主人公的四部剧作，都是选择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表现毛泽东的韬略、智慧和胆魄。《扎西1935》写前期毛泽东的作为。遵义会议后土城战役失利，使红军大伤元气。扎西会议王稼祥替换博古主政，被排挤的毛泽东得以介入军事指挥，四渡赤水出奇兵，甩掉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扭转了红军败局。《重庆谈判》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关头，毛泽东大智大勇赴重庆，戳破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开国大典》展现开国共两党的最后决战，毛泽东团队代表人民的意志，赶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大格局》则书写了毛泽东晚年在国际战略上的一个辉煌之举。这就是，在苏美争霸的世界格局中，为了保持中国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毛泽东明察秋毫，借中美乒乓球的交往，以小球推动“大球”，实现了举世震惊的中美建交。

除了《大格局》表现的是国际战略上的智斗，其他三部作品，皆以革命战争为贯穿线索，揭示军事斗争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作用，从而雄辩地诠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兵民乃胜利之本”的真理。

在国共这场博弈中，毛泽东和蒋介石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尽管蒋属于正统，掌握国力，貌似强大，而毛被诬为“匪”，暂时弱小，然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张笑天作品生动而富于说服力地谱写了这个斗争的转化过程。《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的突出成就，是通过重大的历史冲突塑造了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个真实可信、有性格深度的历史人物形象，将毛泽东从“偶像化”的神坛请回人间，“脸谱化”为“反动符号”的蒋介石则被还原其历史本来面。依人们的观感，在《开国大典》“两棵并生大树”的较量中，蒋介石形象似乎更具新鲜感，他冒雨赴天童寺占卜，蒋母墓前祭奠，替江防司令李襄南打麻将，败退台湾——上“泰康号”前驻足海滩朝大陆最后一瞥等几场戏，情景交融，惟妙惟肖地勾勒了蒋介石大势已去的失落心态。然而，这不恰恰是对毛泽东这棵蓬勃兴盛“大树”的巧妙反衬吗？而《重庆谈判》里，毛泽东与蒋介石首次面对面交锋，毛泽东形象尤具活力，十次见面，三度渲染，谈天道地，咀古论今，毛泽东应付裕如，反客为主，充分显示了他的文韬战略。蒋经国拼凑几个遗老遗少欲与毛泽东斗诗，弄得蒋介石不得不大为感慨：“毛泽东除了才气，字里行间有一种逼人的气概，那是文人骚客临摹不到的啊。”

其次，以毛泽东为中心构织人物网络，塑造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形象。

张笑天笔下的毛泽东之所以写得活，重要之点是以毛泽东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灵活而广阔的人物网络。与不同的人物打交道，就显现了毛泽东不同的性格侧面和色彩。例如《重庆谈判》中，不断穿插毛泽东与党中央战友、延安老乡，与重庆宋庆龄、柳亚子等民主人士，与国民党要员张治中、陈立夫，包括与虚构的《中央日报》女记者童欣等等的纵横交往，不但调整了同时进行的战争、谈判的叙事节奏，而且多侧面地烘托了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和智慧风貌。

前苏联电影大师杜甫仁科说过，“电影剧本必须用两支笔来描绘：一只手里拿着细的小笔来描绘眼睛的睫毛，另一支手里拿着粗大的笔来勾勒一百里宽的空间，巨大的热情和群众运动。”围绕毛泽东，几部剧作在前线战事与后方决策、政治活动与日常行为、革命胸怀与个人亲情等诸方面都采取了或写意或细描的交叉笔法。

《开国大典》在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之后，安排了毛泽东、毛岸英父子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即将建国，岸英看到父亲面色沉重——

岸英：“您应该高兴才是。”

毛泽东：“高兴，当然高兴。不过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过。我忽然记起了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他跟我的谈话。”他介绍说：“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总有一个周期率的支配，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忽儿的事。”

岸英表示不懂。毛泽东又说：“他进一步解释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岸英：“这我懂，他说得有道理。”

毛泽东：“他又说，继而环境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惰性发作，由少数变成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他希望‘中共诸君’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岸英：“能跳出吗？”

毛泽东：“我当时回答；能。我们已找出一条新路，那就是民主，让人民监视政府，政府方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场对话，把笔力探入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显示了作家高屋建瓴的气魄。引用黄炎培的“周期率”警告，道出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考验和历史命运的深远忧思；讲给儿子毛岸英，寄托了他对后代人的殷切期望。

《开国大典》还创造了不少人物刻画的精彩细节。例如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从战斗英雄齐振云手里得到一盒“红锡包”，因感冒不准吸烟，被周恩来“没收”。毛有点恼火：“报告作不好，我不负责！”，周又“发了慈悲”把烟还他。会后到朱德窑洞，刚要给朱德、王稼祥撒烟，听到彭德怀、粟裕、陈毅走来，毛连忙收起烟：“好家伙，说不定是一群烟鬼！”还有就是已被后来影视作品奉为毛泽东习惯动作的用鞋底划火柴。这些在物质匮乏状况下毛泽东的幽默举动，传神而不可重复，称得上是带永恒魅力的经典细节。

另外不能不提及的是，《扎西1935》所细腻刻画的毛泽东的人情味。他与贺子珍长征路上的相互体贴及失女之痛，感人至深，应属多年来描述毛泽东作品鲜见的笔触。

张笑天塑造的毛泽东形象，是这一代人认知与想象的产物。作家关注的是毛泽东的丰功伟业，是他人格的亮点，充溢着现实主义艺术的真诚和历史乐观主义的格调。毛泽东的人性化，并不在于一般意义上写了他的七情六欲，写了他的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他的人情味和平民作风熔铸于伟大人格，展现于壮阔的革命事业之中，这才是一种独特的创造与突破。就此而言，它确实构成了一种难以重复、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时过境迁，未来关于毛泽东的书写肯定要发生视角、内容或色调的变异，但我相信，中国不会重演列宁、斯大林在俄罗斯被矮化被贬斥的历史遭遇。

毛泽东本人对未来倒很达观。1965年他与斯诺曾谈及未来。斯诺问道：“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些什么？”毛泽东表示不知道，他不相信有谁能够有把握地知道。他说，“将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所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的工作。”斯诺描述道，毛的声音低下去，半合上了眼睛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告别之际，毛嘱咐斯诺要谨慎小心，引用了一句中国格言：“天有不测风云。”这似乎也可以看成是毛泽东对隔着若干代的后人传递的深沉寄语吧。

四、英雄传奇的升华

如果说，宏观史诗是撷取党史和军史上的重大事件，以革命领袖人物为聚焦点，追求一种宏大叙事，那么，英雄传奇则不必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而着力于情节的曲折性，注意历史与传奇、革命与人情的融合。张笑天的英雄传奇剧如《佩剑将军》、《白山黑水》，采用革命战争正剧样式，主要人物依然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命运演绎却闪耀着传奇或悲剧的色彩。

一是作品背景依旧宏阔，主人公是置身于重大战役的高级将领。

《白山黑水》从1936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成立到1940年杨靖宇壮烈牺牲，集中描绘抗日英雄杨靖宇在艰苦卓绝条件下，与抗联友军5千人牵制日伪70万兵力的英勇奋斗历程。《佩剑将军》则展示淮海战役的浩大场景，将战争与地下斗争相交织，书写了两位国民党高层将领身分的共产党人联合起义的传奇。

这两部英雄传奇剧，无论时空视野、人物塑造还是冲突规模，都比一般的革命历史情节剧更有光彩和力度。

二是直面革命斗争的艰苦残酷态势，毫不避讳战士豪杰的流血牺牲。

《白山黑水》截取的历史断面，正是杨靖宇部队陷入绝境、拼死一搏的危难时段。日寇动用12个师团、6个步骑混成旅，加上大量伪军、山林警察，漫山遍野、日以继夜地围剿杨靖宇的根据地东边道；下告示用“三万块老头票”换取杨靖宇头颅。通化梅氏为王凤桐救国军捐了十万大洋，就被日军捆绑全家43口人，活活用汽油烧死。一年时间部队大量减员，光师级干部就牺牲了30多人，直到弹尽粮绝，每日以柞树、榆树叶粥充饥；更可怕的是高层亲信要员张秀凤、程斌相继投敌变节。最后，杨靖宇因村民赵廷喜告密而被围就义。日本人剖腹查验：胃中没一颗粮食，全是草根、树皮和棉花，终使日军指挥官野副昌德吐露真言：“他是中国英雄，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尊敬他，虽然在战场上他是我的敌人。”全剧结束，作品特地以字幕标出东北抗联101位烈士名单（并注明牺牲时间），令人惊心动魄，把雄浑慷慨的主题推向高潮。

惨烈的局势更能凸显战斗的悲壮。描述如此逼真，既是尊重历史，又是向烈士致敬，表现了艺术家张笑天的史笔硬肠。在《佩剑将军》中，两位美丽的女人：柯夏将军的女儿柯兰、地下党员杨萃，尽管已深获读者喜爱，但她们还是没有受到好莱坞式的“赦免”，在胜利的前夕献出宝贵的生命。

三是回归日常情境，营造情节的传奇性。

《白山黑水》山野游击的战斗方式，决定了人物生存环境的返朴归真。除了日军的会议室与私宅，活动场景多设在雪路、林中、山洞、地窨子。这就给剧中人物提供了一个虽艰苦却又古朴的生活情境，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拉近到同甘共苦的淳朴氛围之中。杨靖宇与战友的贴心、平等，战士们与送粮农民老青山的亲密无间，都为这场残酷战争注入了复归热土、释放人性的特异因素。这看似反常的生存与战斗方式，恰恰潜含着中国人民反抗日寇侵略的正义性。

金圣叹评点《三国演义》有言：“将欲通之，忽若阻之，将欲近之，忽若远之，令人惊疑不定，真是文章妙境。”《佩剑将军》应说深得传奇叙事的要领。这部纳入丰富历史容量的情节剧，角度十分独特。作品避开战争的大场面，将繁多的人物头绪组织成惊险桥段，其中又揉入浓郁的人情纠结，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品位。应当说，除了柯兰被拘为人质而死于非命尚欠推敲，整部戏一气呵成，两位主要人物柯夏与季风，皆为国民党高官，是老朋友又都不知对方为中共地下党员，情节掩藏较深且合情合理；几组人物关系扑朔迷离，几场追逐戏也紧张而有悬念。剧本写于1981年，毫不逊色于当今的谍战剧，仍可视为英雄传奇剧之上品。这表明了作者驾驭革命题材的深湛功力。

【作者单位：吉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