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影人与中国电影（足音）

　　罗雪村绘

今年4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中唯一还健在的于敏老人度过了百岁生日。4月26日，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博物馆等单位隆重举行了于敏百年华诞电影物品捐赠展暨《于敏文集》首发式。

出版文集是于敏一生的愿望和情结。听女儿说起这个消息，病床上的老人非常激动，一连说了许多个“太好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进入电影界的时候，于敏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也是当时电影界影响最大的理论刊物《电影艺术》的主编。与很多刚刚进入电影界的文艺青年一样，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电影艺术》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当时，绝大多数导演完成新片后都要送到中国电影家协会开研讨会，并且把所有专家的发言记录下来编成小册子——俗称小白皮书，我至今全部保留着。我也有机会旁听研讨会，但都是坐在后排远远地看着于敏先生，自然也没有勇气上前攀谈。2013年12月，我从供职28年之久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担任秘书长，这才有机会到医院去看望于敏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他近距离接触。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但依然精神矍铄，看我的目光有审视、有鼓励、有期许。我深深地感到，他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仍然有着无限的牵挂。

于敏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他很早就认识到并一直坚持文艺为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以一生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评论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1947年从事电影工作以来，他先后创作了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桥》、讴歌抗日女英烈的爱国电影《赵一曼》，以及《高歌猛进》《我们是一家》《工地一青年》等多部展现新中国工人面貌的电影剧本，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或缺的篇章。

于敏还创作了众多优秀长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他信奉“必须根深，才能叶茂”的创作理念，并且身体力行，携儿带女在鞍山生活了26年，融入工人阶级的生活，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鞍山。他留给后人的500多万字各种著作和文章，达到了“以心照物，以物呈心，心物交融”的人生境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所谓人生的辉煌或人生的顶点；但只要对生活、对艺术执着，就可以成就无悔的人生，而这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与其他电影界的领导一起创立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并作为评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一连参加了13届的评选。他提出的金鸡奖评选的“学术、争鸣、民主”六字方针和“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二十四字原则，充分体现了艺术民主、学术至上的原则，至今依然引领金鸡奖的发展方向。金鸡奖在电影界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与于敏的六字方针和二十四字原则是分不开的。

尽管平时少言寡语，极其低调，但于敏的仗义执言在电影界是人所共知的，体现了“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实际上，这种对艺术标准的坚守，与金鸡奖的二十四字原则的精神内核也是一致的。

于敏在文艺理论特别是电影理论方面也很有建树。他1962年发表在《电影艺术》上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探索了电影文学的本质，是电影剧本创作理论的一篇影响广泛的重要文章。《探索》《工业题材一解》《心声》《求真》《树人》等一大批理论文章则精辟地阐述了电影创作的规律和反映论、实践论的艺术观点，提倡电影文学创作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并且具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风格。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大量引进了西方电影理论批评，对促进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是，也产生了“言必称西方”乃至“食洋不化”的倾向，始终没有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电影实践的理论话语体系。

当前，全球电影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互联网、大数据究竟会对电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过去任何时代的电影理论都不能提供答案。中国电影与其他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并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可以说，时代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历史契机。我们应该构建建立在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正如当年于敏所做的一样。

于敏，原名于民，电影剧作家、评论家，金鸡奖的创始人之一。1914年生于山东省，1947年后开始从事电影创作和理论工作，代表作有剧本《桥》《赵一曼》《高歌猛进》、理论作品《本末》《探索》《工业题材一解》及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千里从军行》等。1978年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和《电影艺术》主编。2013年获得金鸡奖“终身成就奖”。(饶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