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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仪式理论看“春晚”的新变化

2014-10-09 16:16:52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晁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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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32年的发展,春晚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的主题、形式和内容。国家在场、人民联欢等成为了春晚仪式性质的主要表现主题。近些年,节目形式固定、内容雷同等渐渐被人们所诟病。卫视春晚崛起、其他媒体和观众角色的转变,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春晚的仪式性质。2014年春晚升格为国家项目,采取了外聘导演的举措,开场短片体现了创造者们的思考和改变,这预示着央视春晚开始了自身的救赎,春晚的仪式性质将被重新构建。

关键词:春晚;媒介仪式;国家在场;开门办春晚;重构

春晚走过了32个年头。纵观春晚的历史,在每年除夕之夜上演的一个个精彩纷呈的综艺晚会组成了一个时间跨度极长、覆盖范围极广、影响极深的媒介奇观。

2014马年春晚和往年一样,从开始建组到直播结束的各阶段都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不同的是,近些年逐渐失去光环的春晚在采取了外聘导演、升格为“国家项目”等措施之后,再次被人们热议,成为2014年春节过后话题最多的媒介事件。一度式微的春晚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不禁要问:反弹原因何在?一度被研究者们引入的“媒介仪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回答的视角。

本文从春晚的媒介仪式性质出发,分析春晚仪式性重构的表现及原因。

一、央视“春晚”媒介仪式性质的体现

2003年,英国学者尼克·寇德瑞提出了“媒介仪式”的概念。他将媒介仪式表述为“围绕与媒介相关的核心类属和界线展开的一种形式化活动,这种活动的进行直接或间接表明了它和那些与媒介有关的宽泛价值之间的联系。”根据寇德瑞的理论观点,春晚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媒介仪式。

首先,第一媒体电视作为依托,春晚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春晚具有仪式性质的一大前提。2014年1月31日,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在其微博发表春晚收视率,截至2014年1月31日00:24,CCTV-1综合频道等五个频道并机总收视率达19.71%,全国并机总收视率达30.98%(其中包括直播收视率30.94%,时移收视率0.04%),与2013年基本持平。

其次,利用具有一定空间的场地进行春晚演播是春晚仪式进行的另一保证。不论是1983年近600平米的演播厅,还是从1998年到2013年一直沿用至今的具有4700平方米的央视一号演播厅,都足够容纳较多的演员与观众。在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几乎重复的进程,是仪式性质的一大体现。

第三,春晚的内容和过程具有仪式意义。春晚的节目是专门为这台晚会特意创作和编排的。在春晚的舞台上,你可以看到舞蹈、小品、魔术、杂技、京剧、相声、歌曲等节目形式。这种表演性、象征性符号的形成过程就是媒介仪式的表现方式,也是“春晚仪式”的主要内容。春晚的直播使得海内外中华儿女无论身在何方,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准时收看到春节联欢晚会,达到了“天涯共此时”的效果。由主持人带领着观众一起进行的零点倒计时,这是整场仪式的高潮。欢欢喜喜开场、开开心心歌舞说唱,最后再一起“难忘今宵”,春晚俨然就是一个一年一度的媒介仪式。

春晚的仪式性质中最突出的是它的“国家”性质。“春晚”一度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简称、俗称及代名词。中央电视台是国家广电总局直属事业单位,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副部级。由央视举全台之力主办的春晚自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不论是竞标制还是任命制,总导演的选择都要经过央视总编室、编委会、广电总局的层层选择。就算是2014年选择中央台以外的导演,选聘名单和最后人员敲定也要得到总局的认可。在节目的选择和编排中,必不可少的逐层审查和彩排的流程也最终要得到上级领导的同意。相关部门各位领导的出现,使得春晚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电视综艺晚会,而是体现了“国家”的介入与在场。每年晚会所体现出来的主题一般为爱国、奉献、团结等主旋律思想,这是主流、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

可以说,经过32年的发展和提炼,春晚形成了以每年除夕之夜为举行时间、央视演播现场为场所、全国上下共同参与的一项媒介仪式。在这项媒介仪式中,电视是主要的媒介依托,现场表演者、主持人以及现场内外观众是仪式的直接参与者。从总导演的选定、团队的成立、表演者选定、节目的编排到最后的数次彩排、审查、删减节目直至最后的播出,每一环节的信息都被大批媒体所关注。这些对春晚的关注和报道、各种关注和讨论也是仪式的表现。每一届的春晚都遵循着“主题先行”的原则,弘扬主旋律、增强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凝聚社会力量是春晚仪式的主要功能。

二、“春晚”仪式性质的消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春晚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包括创作者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春晚具有一定的“惯性”,这“惯性”其实就是春晚仪式的性质及其表现。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任务,使得春晚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需求、艺术规律或者观众喜好去设置主题、架构及节目内容。当今的媒介发展迅速,社会已经逐渐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传播重心的下移必然使得自上而下的灌输显得生硬和滞后,也会造成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和抵触。如何在新形势下既完成仪式任务、又能让观众满意,上下都要“伺候”好成为了创作者日夜思考的问题。开门、创新、接地气……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上马,但每年的微调似乎并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得到的吐槽多于认可,讽刺多于赞美。但无可否认,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春晚的仪式性质得到了重新的构建,这个变化过程首先体现在仪式性质的消解上。

(一)导演外聘和春晚短片

在经过若干年的探索之后,春晚改革在2014年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总导演及其他主创人员外聘是最大的看点。春晚是央视最大的节目,往年总导演的选择,不论采取哪种决定的方式,都是由某位央视内部德才兼备的编导担纲,所有创作人员也是由央视人员出任。这不仅是为了保证春晚的节目质量,也是为了维护其专业、高端、神圣的性质,体现春晚仪式的国家在场。采取外聘导演、外聘多名主创人员和策划者,一方面是春晚“开门办春晚”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央视开始放下权利手杖、包容他者的表现。这种“放权”、“包容”减弱了仪式的神圣性,把春晚从国家拉向了平民,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春晚仪式的权威。

以往的春晚虽然一直宣称要改革、创新,但创作者们总是“居庙堂之高”,所做的努力并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只缘身在此山中”和仪式性的继承成为了改革的最大阻力。2014年开场采用了短片的形式,这是央视32年来头一遭。一个貌似没有“团结”、“国家”等主题、却极具新闻和电影特色的短片,被很多观众“点赞”。短片把“春晚是什么?”这一幕后的思考作为台前的问题向被采访者提问,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其中说出自己对春晚的态度与理解。冯小刚导演的这一短片把以往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东西直接搬上了屏幕:“俗气”、“北方的笑话听不懂”、“看春晚最大的乐趣是吐槽”。这种直白的表现是一种典型的自我解嘲,也表现出了历年来创作者们的无奈。

从出任总导演以来,冯小刚曾多次表示,自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片中一位老者的话“春晚不能仅仅是娱乐,还要有教育意义”,这恰恰是春晚仪式肩负的作用。“春晚就是站什么山,唱什么歌”好比冯小刚出任总导演的角色定位。“电影还好凑活,小品可不敢,太难了”、“要在同一时间娱乐所有人”恐怕正是创作者们的难言之隐。陈道明在片中的台词是“多它不多,没它不少,春晚就是年夜的一个伴随吧”、海外华人的“我们不像国内观众那么挑剔,演什么节目我们都爱看”,这些倒可以理解成,制作者们是在请求观众不要那么挑剔。可以说,冯小刚是央视请来给自己会诊的一名外援,而他则站在前任们倒下的废墟上唱了一首挽歌。

以短片的形式自我解嘲,是春晚放下身段、向观众示好的表现。这种解嘲正视了观众们的需求和爱好,开始把晚会的制作重心下移,多少含有“国家退场”的意味。冯小刚不是央视的员工,也不是电视的编导,是一个电影导演,从旁人的角度看春晚,非常符合观众们的心理。春晚的创作者走下神坛、从观众的角度审视自身,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春晚作为一种仪式的神圣性质。

(二)地方卫视和其他媒体群雄逐鹿

从1983年首届起,春晚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仪式形式:以中央电视台为举办方、央视演播厅为演出现场(1985年例外);晚会必须在除夕夜以现场直播为播出方式,节目形式多样且多是专门为春晚创作。在央视享有种种特权的时候,我们也应看到,举办晚会并非中央台的专利。辽宁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湖南台也将近有20年了。随着地方电视媒体特别是省级台的发展壮大尤其是上星,不断有卫视春晚进入人们的视野。精心策划筹备、加大投入力度、邀请各界大腕……地方卫视使尽浑身解数,想要分得一杯羹。虽无法与央视抗衡,但各地方春晚的诞生、发展好比各路诸侯揭竿而起,给“中央集权”的央视春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这也就意味着,一家独大的春晚仪式在逐渐地被打破。自此,“春晚”,已经不再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独有的代名词了。湖南、深圳等卫视的春晚还突破了演播厅直播文艺表演的固有模式,结合本台的当家综艺节目,把春晚做成了一个自有当红节目的升级版。比如湖南卫视,除了邀请表演人员外,还把前一阶段热播的《爸爸去哪儿》的主人公们请到现场并大做文章,把春晚做成了《爸爸去哪儿》的现场版。深圳卫视春晚的标题就已被明确定为《<年代秀>春节晚会特别节目》,上演了几代人的春节大联欢。不难看出,地方卫视春晚的制作也对春晚的仪式性产生了一定的消解。

(三)观众和其他媒介角色的转变

32年来,随着春晚仪式的逐渐成型,观众成为了春晚中必不可少的“场下演员”。演播大厅现场的观众因为空间上与主持人、演员在地理空间上的接近而成为了舞台下的演员。当冯巩一上场刚说出“观众朋友们”时,台下观众就异口同声地说出“我想死你们了”这个经典台词;即使是小品演员抖出老套、并不好笑的包袱时,观众也会非常配合地鼓掌加大笑。表面上看是主动的鼓掌、叫好、大笑……其实是观众们配合地和台上一起完成了一种春晚特有的仪式,观众的主动参与也是春晚仪式的一大表现。

自从春晚开始受到批评以来,观众及其他关注者对春晚的参与方式开始发生变化。正如开场短片里说的那样:“看春晚最大的乐趣是吐槽”。十几年来,不断的审美期待受挫使得观众在心理上开始疏远春晚仪式,从主动的关注、喜爱甚至狂热,变化到现在的关注和不满意共存。观众的参与方式从“主动配合参与”变化到“吐槽式另类参与”,其过程中观众的主动性渐渐消退,旁观性却相应增强,春晚也逐渐演变成观众的伴随物和吐槽对象。观众的疏远和“背叛”正是春晚仪式消解的一大体现。

此外,其他媒体在春晚效应期的表现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多数地方台,除夕之夜一般都会转播央视春晚。每到除夕夜20点,几十个台与频道共同播出同一个节目,其场面何其壮观,浩大的场面成为了春晚仪式的最突出表现。这种对央视自觉的附和,无疑是对春晚仪式的一大贡献。而现今,虽然大部分频道仍然转播央视春晚,但越来越多的卫视另立门户自办春晚,从依附央视到挑战权威,这种身份的自觉苏醒一定程度上是对春晚仪式的背离。加上网络春晚、少儿春晚、山寨春晚的不断涌现,大有盖过央视春晚之势。央视对“春晚”这个仪式的垄断逐渐被打破,春晚的仪式表现在逐渐趋于多样化,春晚的仪式性质也逐渐消解了。

三、“春晚”仪式性质的重构

30多年的春晚已经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年度性的展现,也是央视和全国观众一年一度的约定。覆盖范围之广、观众人数之多、播出时间之长、影响力之大使春晚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文化。这就注定了春晚不可能像其他电视节目一样,完全跟随领导意志、市场经济或者文化需求的规律。国家、广告商和观众都要求央视春晚必须要存在、而且必须创新、多出精品,为多方主体提供一个仪式的平台。

2004年,央视提出了“开门办春晚”的口号。广电总局要求全国广播电视机构为央视春晚提供策划和节目。

2005年面向全国和海外征集节目,上演了好评如潮的《千手观音》;2006年安排了全国地方电视台主持人提着灯笼大拜年的环节;2007年组建春晚网络联盟。

2010年央视推出选秀节目《我要上春晚》,之后升级为特别节目《直通春晚》;此后,春晚现场的广告和极具仪式性质的贺电环节也被取消。多年的努力正预示着春晚仪式的重新构建。

2013年7月,央视更是通过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外聘总导演,多名主创人员和策划也来自央视以外。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说:“向全社会开门办春晚的力度还不够大,创新程度还不够,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和吸纳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满足全国人民的新期待。”从闭门造车到请外援,再到外聘总导演,有人称其为“开门办春晚”和“拆门办春晚”。冯小刚、赵本山等一批著名导演和艺术家成为创作团队的主要成员,体现了中央电视台开门办春晚、创新办春晚的决心、探索和努力。

同时,央视春晚的规格也得到了提升,被正式确定为国家项目。这更加明确了央视春晚的性质,提高了地位。这并非偶然被大幅“拔高”,而是对其作为一个延续30多年仪式的确认和巩固,是央视春晚“名正言顺”的定位。

从1983年首届春晚开始,央视春晚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了“国家春晚”,被赋予了组织、策划各族人民、各地百姓、各个群体共同参与春节大联欢的意义。确定央视春晚为国家项目,不是给它打入了救命针,而是表现了国家和央视办好春晚的决心。决心不但不停办春晚,而且还要办好,办出足以代表国家水平、让人们满意的晚会。

从“台长工程”提升到“国家项目”,是给央视减压、把创办节目的重担从央视的肩上卸载下来,同时分配到全国电视工作者的头上,这降低了办春晚的难度,提高了晚会成功的保险系数。晚会规格提高了,也是主办者表态、决心要把这台综合考量意识形态、社会教化、文化娱乐、传统与现代、草根与精英、民族性与国际化等多重因素的晚会办好。同时,由于创作团队和制作班底仍然是中央电视台,这又保证了仪式的“国家在场”。

重构后的春晚仪式,将展现出一个新的仪式模式。主体是一个由中央电视台作为主要召集者,全国文艺工作者共同献计献策、包容全国乃至全世界一流演出人员和节目的综艺晚会。在央视春晚之外,其他卫视、媒介的春晚将作为央视春晚的补充,在不同时间、频道完成一定的仪式任务,起到“分会场”的作用。其他媒介对春晚的关注和报道也将成为春晚仪式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元素。由此,“春晚”的概念将被扩大,春晚的仪式性非但没有被消解,而是被重新构建起来。由此,央视春晚注定了不是一个“单纯”的节目,它身为“国家项目”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重新构建而且必须很好地表现出国家级的仪式性质。

参考文献:

[1] 吕新雨.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谈电视媒介的文化属性[J].读书,2006(8).

[2] 李萍.春节晚会的意识形态幻象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

[1] 邵静.媒介仪式——媒介事件的界定与仪式化表述——以我国春节联欢晚会为范本[N].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4).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