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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闻界》2014年第3-4期
www.fjsen.com 2014-05-26 15:30:26 来源:福建记协 责任编辑:邓宇虹    我来说两句

纪念《福建日报》创刊65周年

我经历的两次“走基层”

 ——《福建日报》记事之二

王仲莘

当下媒体都在践行“走转改”,这引起我对过去采访活动的回忆。

我于1947年走上新闻工作岗位以后,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是建国以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战争时期,报社住在农村,住在农民家里,而且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参加住村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对农民的疾苦、农民的要求以至基层工作的情况比较了解。不仅如此,通过参加住村工作,我还学到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那个时期不存在“走”的问题,因为我们就在农村,不需要走。建国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机关进入城市,而我们媒体宣传的重点仍在农村,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的随时随地的了解农民,了解基层,因此就产生了“距离”,产生了“走”的需要。其实,对农村也不只是一个距离问题,也有人员成份问题。《福建日报》创办初期,编辑记者多数是刚出校门的新同志,他们对农村的情况很少了解,对他们来说更需要补上了解农村这一课。为此,报社安排编辑记者轮流下乡,参加一个时期的实际工作,使大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与此同时,还要求编辑部建立联系点,与基层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比如,我所在的农村组,当时就在闽侯荆溪乡、城门乡建立了两个联系点,联系的方法,多是利用假日,采用“早出晚归”的办法,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每逢省委有大的工作部署,就派记者到那里住几天。那时候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但是路上车辆很少,从东街报社住地出发,去荆溪只要一个小时就赶到了,到城门还不要一个小时,所以下基层很方便。走基层的目的与今天的“走转改”没有什么两样,即一是转作风,转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风,使宣传更加切合实际,合乎群众要求;二是改文风,使新闻报道更加生动活泼,更受群众欢迎。

其实,常下基层,不仅有利于转变作风、改进文风,而且还可以得到基层工作锻炼,掌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使自己成为农村工作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下面,我想着重介绍一下亲身经历的两次采访:

沙京乡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1951年3月,春节刚过,我与记者黄岑一起赴长乐沙京乡了解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当时,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在城市展开,成为推动增产节约的巨大动力。怎样在广大农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当时刚刚提出来,还没有破题。我们了解到长乐县沙京乡抗战期间曾发生过一起日寇枪杀平民的惨案,死伤很多人,所以就决定到那里去采访。但是,我们赶到沙京一看,这个乡并没有开展抗美援朝活动,也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怎么办?就这样放弃吗?我们不舍得。因为10年前发生的这起惨案,是日寇入侵长乐的重大罪证,也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它为我们在农村开展抗美援朝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份极好的教材。我们两人商量后,决定向沙京乡党委、乡政府建议,从发动群众控诉日寇的暴行入手,开展抗美援朝教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掀起以春耕生产为中心的爱国增产运动。乡党委和乡政府听了我们的建议,表示完全同意,并决定立即召开沙京乡农民代表会,作出具体安排。我们当时的思路是:1、控诉日寇入侵长乐、制造沙京惨案的暴行,激发广大农民的民族仇恨;2、把日本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与当地地主恶霸的破坏活动联系起来,让大家认识美军入侵朝鲜、入侵台湾海峡,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就是妄想再次骑在我们头上,不让我们过太平日子;3、全国人民都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农民怎么办?农民就是要积极投入春耕生产,用多打粮食的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保家卫国。

经过三天准备以后,乡农民代表会于3月17日召开。除了农民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乡村干部、青年妇女积极分子列席会议,200多人济济一堂。会上,乡长陈坤官首先讲话,揭露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遭受严重失败,正在阴谋武装日本,扩大侵略。我们不能忘记10年前日寇在沙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乡长一席话,点燃了埋藏在人民心中的复仇怒火。被害者家属争先恐后地起来控诉日寇的暴行。其中,有的一家7口被杀害5口,有的孕妇和未出世的孩子被日寇用刺刀一起捅死,有的老人躲避不及被敌人活活打死,更多的人是倒在日本侵略者的机枪扫射中。尤其令人痛恨的是,日本鬼子在撤退时又兵分几路在各家各户房子上点火,使沙京顿时变成一片火海,一千多间房屋化为灰烬,群众死伤不计其数。

控诉者声泪俱下,会场上群情激愤。大家从十年前的惨案中,认识到保卫自己翻身胜利果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表示要克服和平麻痹积极投入春耕生产,争取多增产粮食支援前线打胜仗,同时要加强民兵组织,巩固海防,保卫国防。会上,讨论通过了1951年沙京乡的爱国增产计划,决定全年增产粮食11%。会后,沙京乡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干劲投入了春耕生产运动。

我们亲身参加沙京乡的控诉会,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反帝爱国教育。回到报社,写了一条新闻,即1951年3月25日《福建日报》一版的头题:《长乐沙京乡农民代表会上/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掀起开展春耕生产热潮》,同时配发短评《农村中必须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以及黄岑写的通讯《沙京大血案》。这组报道的主要贡献是,把农民的生产活动与抗美援朝联系起来,赋予农业增产以新的动力。新闻见报的当天,我打电话给省农委的牛力达同志,想请他再推荐几个这方面的典型材料,以便造成声势。他在电话上说,今天报纸发表的沙京的经验,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城门乡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有得有失

1957年9月份,我和林奔同志一起到闽侯县城门乡采访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6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少数富裕农民对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对合作化也有一些非议。为了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保证粮食统购统销任务顺利完成,同时巩固农业合作化的成果,省委决定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秋收以前重点围绕粮食统购统销来进行。

9月初,我们来到城门乡,闽侯县委刚开会作了部署,大辩论还没有开始,也就是说新闻尚未出炉,这与我们在沙京乡碰到的情况有点类似。但是,对我们来说,城门比沙京更为有利:第一,城门这地方我们常来,情况比沙京熟悉;第二,对城门乡工作组我们也很熟悉,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我们决定留下来,充当了城门乡大辨论的总策划。为了把社会主义大辩论搞好,也是为了把新闻报道搞好,根据党在农村的现行方针政策和省委对大辩论的要求,我与林奔主要协助工作组做好两件事:一是设置辩论的议题。议题的设置是大辩论能不能搞好的关键一环,重点要突出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也即在群众中存在争议的焦点问题。比如在粮食统购统销方面提出4个问题供大家讨论:1、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2、现行的粮价合理不合理?(针对有些人要求提高粮价)?3、隐瞒产量(目的是减少征购)对谁有利?4、粮食黑市为什么必须取缔?

在农业合作化方面,设置的议题是:1、办社后是不是“生产年年低、收入年年少”?2、今年(1957年)的工分值是否比去年低?3、“三金”(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能不能取消?4、“合作社不如单干户,入社不自由”,这种说法对吗?5、“包产到户”好不好?

二是帮助抓好小组辩论。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要解决的是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而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能采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深入细致的方法。因此,我们建议把工作重点放在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小组辩论上,全乡共划分了26个辩论小组。在小组辩论以前,先召开党员会、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把辩论的题目交给大家试辩,藉以培养小组辩论的骨干。为了防止走过场,又在两个生产队先行一步开展辩论,取得经验,然后全面铺开。我和林奔与工作组同志分头下到生产队,参加和指导小组辩论。全乡连续辩论了两、三个晚上,群众热情很高,90%的成年人参加了辩论。最后,召开全乡群众大会,由20多人作典型发言,用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必要性,激发了农民多卖余粮的爱国热情,也澄清了群众中对农业合作化的模糊认识,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由于我们亲自参加工作、参加辩论,感受比较深,材料掌握也比较多,特别是了解了很多细节,包括典型人物、典型事例、典型语言,因此报道写得也比较顺,一篇上万字的超级新闻报道可以说一蹴而就。《福建日报》9月12日以《两条道路的斗争》为题,用两个半版介绍了城门乡社会主义大辩论的经验。几天以后,《人民日报》也用半个多版的篇幅(约6000字)转载了这篇报道,还给我和林奔寄来60元稿费。60元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候一斤猪肉的价格是6毛,60元就是100斤猪肉。我至今还记得,收到稿费后,我们拿出20元,宴请工作组和部分干部,办了两桌酒,还很丰盛。我由此联想到当年的稿费标准。100斤猪肉拿到今天值多少钱?按福州近日牌价,统肉一斤是14元,那么100斤猪肉的价格就是1400元。现在哪一家报刊有这么高的稿费标准?但是我更在意的还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对这篇报道的评价。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发的60元稿费,这是按照转载文章的稿费标准发的,假如是原创作品,比如我们直接把这篇报道寄给《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先行发表,按照规定,稿费还要高出很多。这说明什么?说明《人民日报》编辑部对这篇报道评价很高。

当然,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城门乡的社会主义大辩论还带有一些“左”的痕迹。比如,当时尽管也强调要区分两类矛盾,严格执行政策,不能乱扣帽子,但是仍不免给少数富裕农民造成压力,特别是把所有认识问题提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很不恰当。以上,是我对1951年、1957年两次“走基层”的回忆,其中有成功,也有教训。不管是成功还是教训都说明,基层锻炼对我们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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