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服人 明白晓畅

——王仲莘《我的档案第三集》读后

马 非

王仲莘同志《我的档案第三集》把1960年至2013年所写的杂文，精选成集出版，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好事。这些论文曾现身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与广大读者零距离亲密沟通，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很受欢迎。我们中间不少人是读着这些文章成长的，当然倍感亲切。集子分成“放言·建言”、“针砭·辨析”、“序跋·书评”、“闽游杂记”、“书中有书”五辑，我们仿佛看到了，游行队伍的五个方阵，步伐稳健，精神抖擞，气势豪迈地在一面鲜艳明丽的红旗引导下，向着宽宏壮观的广场走来，接受广大读者的检阅和评判。

一

提到对这本书的读后感受，我必须从朱丹红文章谈起。那是1960年，党中央发出了纠“左”的指示，要求报纸多作正面宣传，朱丹红文章应运而生了，福建日报连续发表了《生活要天天抓》、《卧薪尝胆》、《昨天·今天·明天》、《什么是幸福》等几十篇评论，引起全省、甚至全国有关方面关注。有的文章人民日报还进行了转载，影响很大。当时我在漳浦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纠“左”精神早已听到传达，对报纸发表朱丹红这样的文章也很敏感，所以每篇文章都很认真学习，感觉这些文章对自己提高认识很有帮助。而且文风清新，深入浅出，言之有据，以理服人，明白晓畅，很适合向群众宣传。因职责所在，我也曾号召干部认真学习朱丹红文章，并强调先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然后，结合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联系实际，向群众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62年，我被调到福建日报当记者，打听得知，朱丹红评论专栏是副总编辑王仲莘创建的，他也是主要撰稿人。当时刚当记者的我，求知欲望很强，对朱丹红文章更是每篇必读了。今天，在《我的档案第三集》中看到《朱丹红论文选》，欣喜之情难以言表，感到仍是那样新鲜可读。正如王仲莘在《后记》中语重心长地所说：“党的十八大以后，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比如中央的八项规定，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部署等等，已在全国掀起学习和贯彻的热潮。我认为，这也是一次机遇，一次发展评论写作的大好机遇。由于身体的原因，一时写不出新的东西，我利用旧作，重新打造一本《朱丹红论文选》，作为本书的第五辑奉献给读者。”这一方面表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对党和党的新闻事业始终不渝的关怀之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的档案第三集》在这个时候出版，仍有很现实的舆论引导意义。

二

王仲莘同志凭他多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经验，深知在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时候，也正是党和人民迫切需要舆论引导的时候。所以，当他看了张全景同志的文章《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谷文昌》时，受到很大触动。感觉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有必要对谷文昌这个老典型作出新的阐释。于是，就在福建日报连续发表了《谷文昌精神扫描》十二篇系列评论，受到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在《新闻阅评》上撰文，肯定这种“注重细水长流式的言论引导”，“让老典型闪烁出新思想亮点和时代光彩。”《谷文昌精神扫描》系列评论，从报纸发表，到两次收入书中出版，我都拜读过，每次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真是好文章总让人百读不厌，历久弥新，好像饮陈年老酒那样香醇可口，余味无穷，不愧为本省新闻评论中开拓创新的佳作。为什么《谷文昌精神扫描》系列评论会这样受欢迎呢？在多次拜读之后使我悟出一个道理：作者王仲莘同志是在以谷文昌精神，宣传谷文昌精神。“谷文昌同志心里装着全体人民，”王仲莘同志心里装着广大读者。为了在宣传谷文昌这个老典型中不发生炒冷饭现象，他一遍又一遍地重新翻阅审视现有材料，认真扫描探究潜在闪光点，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提炼、梳理，使之鲜活起来，跳跃在评论之中。一份辛苦，一份收获。他终于发现谷文昌当年所做的许多事情和今天的发展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党还没有做出“三个代表”的理论概括，其实，谷文昌所干的，正是“三个代表”所要求的。评论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从内容到形式和表现手法，都进行了开拓创新，赋予老典型以新的时代特色，引起广大读者共鸣，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把握正确导向，搞好报纸宣传，与党同心，坚决贯彻党的决定，这是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政治品格。但我更佩服王仲莘面对党的决定，想的却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把宣传工作做得更好一点，让读者更满意一点，效果更显著一点。而不是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应付了事。比如省委对“谷文昌精神”已概括的“执政为民，艰苦奋斗，求真务实，致力发展”四句话，每句话都可以写成一篇大文章。本来，王仲莘也试着写过几次，终因题目太大，写得不理想，而被迫放弃。经过“考虑再三”，终于找到了一种“刀劈西瓜分片吃”的办法。就是把一个大题目，分成若干小题目，这样写起来顺手，说理透彻，有深度，更有说服力。加上写作时充分发挥杂文的固有功能，做到语言精粹时尚，表达生动形象，有描有绘，使读者读起来如欣赏文学佳作，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

三

王仲莘同志长期担任新闻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又具有勤奋好学精神，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所以，对于思想战线上出现的新问题，他能够及时发现并加以评点，从而保证了新闻宣传工作的先导性和正确性。这在他的许多评论中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如曾轰动全国的“龙江风格”，是反映1963年，龙海县人民在抗旱斗争中，发扬顾全大局精神，部分村庄人民“舍小家保大家”，宁愿让自己小片田地受淹，也要保住大片田地丰收，最后依靠集体力量，取得了抗灾斗争的全面胜利。这个故事，文革期间被改编成现代京剧《龙江颂》上演。由于江青插手，硬塞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文革后明令停演，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没有把舞台上的《龙江颂》与现实生活中的龙江风格加以区别，从此，连“龙江风格”这个正面典型也没人敢宣传了。王仲莘同志利用为年月的长篇报告文学《龙江人寻找龙江颂》作序的机会，肯定地指出：“停止宣传这是一个教训”。其实，王仲莘早在1993年就曾撰文呼吁勿忘“龙江风格”。所以，他被媒体称为“重提龙江风格的首倡者”。由于分清了是非，打开沉寂多年的宣传通道，让“龙江风格”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重新闪耀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华。又如，王仲莘在“后记”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提倡说新话，主流是好的，但是也有否定一切老话的现象。比如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时，有的人以“高、大、全”为由，全盘否定过去对先进人物的宣传，否定对焦裕禄、对雷锋的宣传。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有人把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政治生活，否定对“大公无私”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宣传，企图用所谓“大公有私”，取代“大公无私”。面对这些否定优良传统的错误倾向，王仲莘一再著文予以批驳。比如，对否定“大公无私”的歪论，他一连写了三篇“小议”——《大公无私丟不得》、《无私与吃饭问题之类》、《驳过时论与超前论》，给予了“不留脸子”的痛击。

四

王仲莘同志是本省新闻界的老领导，受到新闻工作者的尊重，不少同志出版著作，都愿意请他作序，而他在作序中也透露出对作者和新闻工作的满腔热情。收入本书第五辑中的序跋和书评有近30篇，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部发扬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做好新闻工作的绝好教材。

大家知道，王仲莘抓报纸、搞宣传，十分重视舆论导向。他在为林智勇《随风润物集》一书写的序言中，特别引用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个讲话对于统一全党（包括新闻界）的认识，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搞好舆论导向，必须重视媒体的言论工作。王仲莘在为许培元《壶兰心曲》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评论一向被称为报纸的灵魂和旗帜”，“也是舆论引导的一个关键问题。”热情赞扬许培元不仅大力提倡写评论，而且自己带头，创造了多样化的小言论，成为报纸版面上的一道风景线。看到报纸版面的变化，王仲莘很高兴，但当他想到许培元那副憔悴的面容，竟心痛的流下泪来。接着就发生了一心都在想着作序而把早餐要吃的馒头蒸糊了的故事。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无形中使人看到王仲莘为同志写序而用心思考，竟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体现了他的文品，也体现了他的人品，值得我们学习。

搞好采访写作是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和终身追求的目标。王仲莘读王绍据的《北上考察纪行》一书，写了一篇评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精彩的报道，来自精心的采访和写作。跟随参观团外出考察，时间短，日程紧，走马观花，往往很难了解底细。在这种情况下，写记行之类文字，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或者凭仗当地提供的资料写文章，冷饭重炒，使人感到乏味。王绍据能够避免这些缺点，把文章写得引人入胜，关键是他在采访上、取材上下功夫。他以闽东人独有的视角，从纷繁的现象中发现闪光点，把那些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东西介绍给读者。”接着，他就以王绍据书中的《胆大敢为海尔人》、《雅戈尔的由来》两篇文章为例，说明自己的观点，让人口服心服。

重视先进人物宣传也是党的新闻宣传的优良传统。王仲莘同志在本书中就写了许多先进人物，包括一些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可以说他对人物宣传情有独钟。那么如何写好典型人物呢？王仲莘在为刘伏宝人物通讯集《骄子》所作的序中，向我们作了较全面的阐释，他写道：“人物通讯，作为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一种报道形式，它的任务，不仅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而且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作品要“塑造人”、“鼓舞人”，就要着力写好人，写人的思想、人的气质、人的精神境界。人物通讯当然要写事，但不是为写事而写事，而是为写人而写事。因此，对素材要有所选择，要选择最生动、最感人、最能表现人物精神境界的事情来写。”特别指出：“刘伏宝的人物通讯好就好在取材讲究，用不多的笔墨，就能再现人物的崇高精神境界……主题好，语言也好。无论写什么样的人物，都能用简洁、优美、流畅而又充满激情的语言，勾勒出有血有肉、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使人读来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请看他对太极拳世界冠军高佳敏的描写：“太极拳是一种多么美妙绝伦的拳法。有人说它是一首流畅的抒情诗，有人说它是一副优美的山水画，在她出神入化的招式中，你会怦然心动，你会浮想联翩，如坠云雾之中。高佳敏，便是一位这般富有魅力的太极拳高手。”在这里，作者借助于比喻，寥寥数语，便把高佳敏扑朔迷离、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烘托了出来。

“一部作品，就是一面镜子，既可照亮别人，也可照见自己。”王仲莘为孙山的《岁月履痕》作的序言中这样说。我们高兴地看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孙山身上得到了发扬。比如，他帮助一个种鸡大户疏通关系，打开销路，使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后又作了多次报道。看着养鸡户发家致富，他只是高兴，却不为所动。又如，在不少人热衷于电话采访、关门写稿的时候，他却在一些农村、工厂建立起“采访基地”，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交朋友，摸实情、听实话，扎扎实实地搞好新闻报道工作，保持和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王仲莘在评论新华社高级记者景家栋《雪域纪程》时，也极力赞赏他发扬优良传统的敬业精神。当年和他一起采访我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一位青年记者，后来成为新华社主要领导，而景家栋直到离休仍然还是记者，他却“无怨无悔，淡然处之”。鉴于进藏途中的艰苦，部队领导曾宣布：“谁能走到目的地，谁就是英雄，就给他记三等功。”王仲莘在这里指出：“景家栋不但走到了目的地，而且随军报道讴歌进藏部队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他不仅是老西藏精神的见证者、记录者，同时也是实践者，”显然也是无可争议的英雄。“他反映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树立了党的新闻工作的良好形象，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以上这些论述，都体现了王仲莘同志对新闻宣传的看法，也是他的经验之谈，对新闻界新老同志都有借鉴意义。我做了几十年党的新闻记者深有体会，如果当年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一定会少走很多弯路，也会把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