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

——《我的档案第三集》后记

王仲莘

《我的档案第三集》是一本杂文选集,收入1960年至2013年的杂文150余篇。全书分为五辑,第一辑:放言·建言;第二辑:杂砭·辨析;第三辑:序跋·书评;第四辑:闽游杂记;第五辑:书中有书。

文章写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其中一部分文章是说的老话,一部分文章是说的新话。无论是老话还是新话,都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的文章,反映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真实,改革开放以后写的文章,反映了新的时代真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新的语言、新的词汇,以至新的典故。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并加以发展。但是,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在提倡说新话的时候,有些老话也不能忘记,特别是那些反映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的老话,更是一刻也不能忘记。

新话与老话是相比较而存在,相交融而发展的。收入本书第五辑的朱丹红评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说的老话,而在当时看,也是说的老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1958年的“大跃进”,曾经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也使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严重破坏,那个时期头脑发热,说了不少脱离实际的话,比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朱丹红评论中很多话是针对那个时期的失误说的。下面,不妨简单介绍一下朱丹红说老话的故事。

福建日报的朱丹红评论栏目创始于1960年8月24日。当时中央已经开始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同时对新闻工作提出多作正面宣传的要求。朱丹红评论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栏目办起来以后,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着重宣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专栏采取个人署名的方式,不定期的在报上发表文章,1960、1961两年共发表作品45篇。由于文章抓住了当时的热点问题,在写作方法上又尽量作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文字较为生动活泼,因此专栏一出台就受到了广大读者欢迎。编辑部不断收到读者的来信和电话,有些热心读者还亲自跑到报社来,对朱丹红文章表示欢迎。以往的报纸评论有两点不容易做到:一是既要让读者满意,又要让领导满意;二是既要进机关,又要进基层。这两条,朱丹红评论基本上都做到了。196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丹红论文选》,第一版印了10200册,没有拉关系、搞摊派,完全走市场,销售一空。这件事放在今天,不可想象。其实,更值得一提的,还是朱丹红评论进了学校、进了课堂。虽然当时还未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是收到了这样的效果。朱开平同志的来信,生动地记述了他在上中学时阅读《朱丹红论文选》的情景。据我了解,六十年代初的中学生,很多人都看过朱丹红的文章,黄瑞霖同志给我谈起过,陈济谋、陈章武、陈天宇等同志,也都和我谈过。这说明,朱丹红评论当时确实进了课堂。现在回头想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的了。

朱丹红评论栏目的创办,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作用不是那个人的,而是作者与读者互动,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把这件事称为说老话的故事,应该可以成立。但是,老话与新话之间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新话往往是从老话发展而来的。古人说:“温故而知新”,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温习学过的知识,可以得到新的认识和体会。”从本书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不同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痕迹。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曾被视为解放思想的标志,但这句话也可以找到历史的轨迹。朱丹红评论中有篇文章说:“时间就是粮食和钢铁。”粮食和钢铁与金钱虽不完全一样,但也不过是一步之遥。这说明,50多年前,我们对时间的认识已经迈进了一大步。今天重温这个“典故”,把物化货币还原为货币本位,或许就容易多了。又比如,干革命、搞建设,根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也是我们的经典语言,但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要求。五六十年代有一个时期,强调要把关心人摆在第一位,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当作大事抓紧抓好,那时主要是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朱丹红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生活要天天抓》。现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把关注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提倡说新话,主流是好的,但是也有否定一切老话的现象。比如,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时,有的人以“高、大、全”为由,全盘否定过去对先进人物的宣传,否定对焦裕录、对雷锋的宣传,实质上就是否定对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宣传。又比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有人把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政治生活,否定对“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宣传,企图用所谓“大公有私”来取代“大公无私”。面对这些否定优良传统的错误倾向,我写过几篇批驳的文章,文章的质量高低很难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杂文作者,没有失语。

在这里,我还想说说机遇问题。大凡各行各业在发展中都有一个机遇问题,从事写作这一行当也不例外。什么是机遇?具体地说,机遇就是在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或进入新的阶段,党和人民迫切需要舆论引导和推动的时候。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机遇。党的十八大以后,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比如中央的八项规定,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等,已在全国掀起学习和贯彻的热潮。我认为,这也是一次机遇,一次发展评论写作的大好机遇。由于身体的原因,一时写不出新的东西,我利用旧作,重新打造一本《朱丹红论文选》,作为本书的第五辑奉献给读者,取名曰《书中有书》。这样,我也算是又抓住了一次机遇。至于下一次机遇能不能赶上,那就难说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

2013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