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杂文春秋

——王仲莘著《我的档案第三集》序

王仲莘同志的《我的档案第三集》是一个杂文选本,所选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作者长期担任福建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工作,又是福建省新闻界和杂文界的前辈,为之作序有点压力,但我不想套用“惶恐不安”之类的谦词,恭敬不如从命。

解读王仲莘同志的杂文,不妨从冯梦龙的《禁溺女告示》说起。王仲莘写过《读〈禁溺女告示〉》,认为这篇“全文只有三百二十多个字”的告示“令人百读不厌”,并由此得到一个启示:原来告示这个东西也可以写得如此动人。在王仲莘的作品中,涉及“告示”的不仅是这篇杂文,《〈华林集〉后记》以及《读陈天必〈村头再言〉》等文都曾说到“告示”。《代拟禁止滥占山地修墓的布告》则仿效冯梦龙的“告示”而写。这是“代拟”的,平添了一份杂文的诙谐与幽默。人这个东西,往往屁股决定脑袋。戴上官帽,坐上官位,难免有官腔官调,写官样文章。但这只是“往往”,并非“一概”;只是“难免”,并非“必然”。王仲莘之可贵,在于他有这种自省与自觉。他之所以对冯梦龙的“告示”情有独钟,铭刻于心,显然意在以此鞭策自励。这种努力,渗透于这部杂文选的许多作品之中,有的从一张接待时间表说起,有的从一份菜单切入,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有的运用假托的手法,文笔清新,不拘一格,思路清晰,思维敏捷,与那种言之无物套话连篇的“官样文章”迥然有别。

王仲莘的杂文,有不少是为福建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建言的,可谓建设性的杂文。作者自1986年起提出关于开发“妈祖文化”的建议,此后陆续写过不少文章,诸如《人化与神化》、《第三十七个封号》等,可谓不遗余力。如今,“妈祖文化”已经有“节”,这个概念也已为海峡两岸的人们广泛认同。可与“妈祖文化”并列的,便是“大武夷观”。他的《要有“大武夷”观》一文也发表于1986年,是相对于“把武夷山风景区仅仅限于崇安的观点”而言的。他建议“用大武夷的观点来代替小武夷的观点”,“把武夷山风景区的概念,从崇安武夷扩大到其它各个部分”。此文曾引发一场讨论。十年之后,作者在《重提“大武夷”观》中肯定那场讨论的意义,并在文章结尾时大声疾呼:“人们需要‘大武夷’,时代呼唤‘大武夷’!”直到2003年为《思考》一书作序时,他又说到“大武夷”观:“虽然等待了17年,但我并不灰心。”殷殷之情,倾注笔端;拳拳之心,跃然于纸。去年初冬,我与几位朋友在建阳游览正在建设之中的武夷新区,听建阳市直党工委常务副书记陈宝珠同志介绍武夷新区的规划与开发之时,就想到王仲莘的“大武夷”观。这不是空对空的议论,而是实打实的进程。由此感到,对于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杂文家而言,建设性的杂文更能发挥他们高屋建瓴的优势。

杂文的主要功能是批判,这一点,王仲莘同志是很明确的。他为拙著《大圣落选记》所作的序言中说:“杂文的特性是激浊扬清、除旧布新,有‘暴露’,也有歌颂。但从总体上说,它是批判的。离开了批判,杂文不可能从散文中分离出来;离开了批判,杂文就会退化、蜕变,从而失去它独立存在的价值。”他为福建省杂文学会选编的《百人百篇集》所作的序言说:“就整体而言,目前,杂文的主要缺点,还是开展批评以及批评的深刻、尖锐的不足,面临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去触及而不敢触及,人民的许多呼声和要求,我们应该去反映而未能去反映。”王仲莘也写过不少批判性的杂文。他的此类文章,善于在对比中进行批判,从而显露批判的锋芒。比如,《读两则丑闻有感》说,同是嫖娼,“骑自行车老头干了丑事还能知丑,这说明羞耻之心在他的身上还没有完全泯灭。而那位梁副市长不仅不知丑、不认丑,还公然为自己做的丑事辩护,真是不知羞耻为何物。”《陈嘉庚如何区分黑暗与光明》也说到两则“格外刺目”的新闻。一条是沿海的,说的是广东徐闻县的一位镇党委书记“寻欢坠海死,做鬼臭名扬”,一条出于内地,说的是革命圣地延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常去豪华舞厅和高档夜总会销魂作乐之所为。作者因此想到当年陈嘉庚的重庆和延安之行。如果说,当年重庆与延安的对比曾使陈嘉庚“看清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光明,不在重庆的国民党,而在延安的共产党”,那么,在如今延安(当然不仅是延安)与当年延安的干部作风之比较中,是否能给人以当头棒喝?这种对比的批判锋芒,已直指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我尤其喜欢那篇“关于公款吃喝的对话”《我为何不写》,不仅因为写法新颖,笔调幽默,更在于内容的鲜活与思想的深刻。作者是把“我”摆进去的,在层层论述“我为什么不写”的过程中,揭示公款吃喝之成为顽症的根本原因,同时使人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丝无奈与苦涩。

王仲莘也写过不少歌颂的杂文,他歌颂“长明灯”,歌颂“出污泥而不染”,歌颂“廉政,向我看齐”,歌颂焦裕禄、孔繁森、谷文昌,歌颂“民族的脊梁”,都是有感而发,无不寄寓着对这各种值得歌颂的精神和人物之对立面的批判。批判容易得罪人,歌颂也会得罪人。歌颂某人“廉政”,往往使左邻右舍相形见绌。《杂文家的尴尬》一文传递的或许正是这种切身感受。你歌颂“廉政,向我看齐”,人家却说有“负面效应”,这便是尴尬之一。然而,“杂文家又想到杂文界这几年争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眼前忽然闪出一丝光亮。歌颂与暴露,表扬与批评,虽然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不能混淆,但是它们又是相互贯通、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啊!杂文家甚至还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批评是武器,表扬也是武器,大概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杂文家,就要学会两种武器交替使用吧!”我想,这段话,透露的恰恰就是作者自己的心迹。

王仲莘是二十年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毋庸讳言,此前此后,他的杂文是有所区别的。他的不少富有思想锋芒、批判力度与生活气息的杂文写于离休之后。这原因或许在于,离休前后见到的听到的碰到的和体验到的大不一样。《“失落感”探源》很真实地反映了这种体验。他是一直不承认自己有“失落感”的,但一次以年轻人为主的聚会,却使他“感到难以接受的‘反差’”,简直“就像从五层楼顶一下子栽到了地上”。他检讨了这种“反差”或“失落感”的实质在于头脑中的等级观念:“过去在‘台上’,现在在‘台下’;过去是以领导身份参加会议,现在是以老百姓的身份参加会议。”由此想到,“做官不易,为民不易,而由官还民,则更不易。”在这种意识之下时时警策自己“由官还民”,能使他更快地接上地气,看到离休之前未曾看到过的那种真实,也使他的杂文更好地反映民情民意。

王仲莘的杂文写作,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他为主的署名“朱丹红”的专栏文章曾给当年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的档案第三集》把“朱丹红文集”作为其中一辑收入。关于这批杂文的写作背景与基本情况,作者已有专文介绍,在本书后记中也有说明。此处只想说说这批杂文与作者写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杂文的区别与联系。在我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这种区别体现的是作者的与时俱进。尽管朱丹红杂文重点在纠“左”与鼓气,但毕竟写于那个时代,难免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并留下相应的痕迹。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体现于“朱丹红文集”中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奉献精神,以及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作风,同样贯穿于作者写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杂文中。用孔夫子的话说,这当是“一以贯之”了。那么,就以“与时俱进、一以贯之”八个字,来归纳王仲莘同志半个世纪的杂文春秋吧。

2013年5月16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