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价值”三题

1、非虚构性

这是“纪录价值”的真相价值。非虚构性，是纪录片的底线，不能突破。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有个著名的论断：“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3]即认为历史的实在与被书写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诺埃尔?卡罗尔则提出不同观点：“历史叙事是创造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它们是杜撰的（因此是虚构的）结论。叙事是一种再现形式，并且，在此意义上，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但这并不排除它们具有提供准确信息的能力。……有依据的推理想象并不属于虚构，只有凭空的杜撰才是虚构。”⑧卡罗尔实际上也讲清了艺术中非虚构与虚构的关系。纪录片不排除叙事和想象，但与剧情片不同，前者属于“有依据的推理想象”，后者则为“凭空的杜撰”。里芬斯塔尔纪录片与《海豚湾》的共同特点就是非虚构性及其纪录的震撼力。

非虚构性，是“纪录价值”的基石与生命线，是制约纪录片叙事与想象的重要规则。概而言之，对于纪录片来说，非虚构性就是对原始素材、事实原态、事件真相的记录。由此造成纪录片的开拓性、发现性或揭发性，从而具备潜在的文献价值。

具体地说，究竟什么不可虚构？

纪录对象（人、社会与自然）的素材原态，不可虚构，须真人真事真物真境；核心事件（包括背景、原因、过程、结果）不可虚构；主要的时空环境，不可虚构。

这里的难点，显然在历史领域。对于历史上的人与事件的追寻、发现，记录者不在场，如何运用史料、实物、故地、见证者，真相披露的程度会大不相同。于是就出现了搬演、摆拍、重构等替代办法。这种重述、复原的纪实手段，已被纪录片历史所认可。但处理不好，也会影响“纪录价值”。

最近，戏剧化的搬演似乎越演越烈。中央电视台九频道播出的《屋脊上的王国》、《密码疑云》等，由于搬演过度使其“纪录价值”大打折扣。《屋》片追寻西藏高原上一个“古格王国”，讲述者是西安考古所一位研究者，史料依据只有一本当年葡萄牙教士安德拉德的回忆录、一片黄土遗址，及发掘出的一个纸面具。整个故事复现，除了考古者的讲述，全是搬演：建天主教堂，王后带12人皈依天主教，国王与弟弟的僧侣集团之间的残杀，如故事片一样，人物衣饰神态很难让人认知那是公元864年间的事。《密》片则演绎电视剧《风语》的故事原型，密码天才、数学家陈家鹄没出现，美国密码专家、军统女特务、汪系间谍则全是扮演，完全是《风语》的微缩版。不但叙事的戏剧化仿演过度，人物谈话的膨胀，也是目前冲谈纪录片事实含量的添加剂。

2、选择性

这是“纪录价值”的选择价值。强调纪录的“非虚构性”，是要屏除纪录片人为、编造的因素。实际上，并不存在纯客观的纪录与再现。美国“直接电影”“墙上苍蝇”式的被动观察法，不值得提倡。由人掌握摄像机，观察拍摄，片子完成于剪辑台上，就必然有对事实、现象的选择、取舍（其中审美理念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主观对客观的介入，如果不丢弃、损害素材本真、原态的东西，那就只能强化纪录描述的选择针对性和美学意味。中国纪录片导演孙曾田这样总结自己的体会：“纪录片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选择，编辑的时候就是提炼。”

纪录选择可包括：

题材对象选择。如重要的或有特色的人物事件、历史疑案、灾难变故、底层民生、大千世界等等。四川电视台反映汶川震后的纪录片《劫后》，先是拍一个村民小组长、妇女主任熊某。一天正拍熊主任在家做饭，外面进来一个满头银发、背着装满废品背篓的老人。老人看样子挺疲劳，却给了大家一个灿烂的笑。导演大受感动，决定改拍刘婆婆。这种主要人物选择的改变，显然是着眼于“纪录价值”。

场景细节选择。如自然风光、生物探奇、地理历险等等。法国纪录片《微观世界》中的甲虫打斗、屎克郎推粪球就是很难捕捉的精彩细节。

形式风格选择。如纪录形式、视听语言的多样化探索等等。

3、思想信息性

这是“纪录价值”包含的思想价值、信息价值。指纪录片所容纳的社会政治思想观念、历史考察资讯和人文精神，以及有关人类境况、自然生态等各种知识信息。纪录片的思想含量越大，知识信息越密集，其“纪录价值”也就越大。流传甚广的《和谐拯救世界》（由已故演员陈晓旭资助拍摄），纪录对净空法师的10个小时访谈。谈话以池田大作与汤恩比对话为由头，纵谈世界，警告世人。

科学纪录片《隐形世界》（九频道播出），揭示诸多电学隐秘。片中拍出人眼看不见的高压电的“电晕”影像，和水映阳光的七彩“光谱”。纪录片拍到一位美国电视工程师阿仑，他白内障严重，植入人工晶体后视觉变异，竟可看到紫外线。由此通过专家考察，解开了后印象主义三杰（凡高、塞尚、高更）之一高更晚年的创作之谜。出于同样原因，晚年高更左眼手术后视觉变异，他所见的花园、树丛，与正常人不同，因而色彩奇异，独出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