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价值”三题

“纪录价值”一语出自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1898—1972）。1926年2月8日，美国人罗伯特·弗拉哈迪（1884—1951）第二部纪录片上映次日, 格里尔逊在纽约《太阳报》发表评论，提出“作为对一位波利西尼亚年轻人日常生活的视觉化描述，《摩阿拿》毫无疑问具有纪录价值。”这句话反复被人引用，大家强调的是格里尔逊第一次使用了“纪录”这个术语，其实，后面的“价值”一词也不可忽略。“纪录价值”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每个拍纪录片的人，都在寻找具有“纪录价值”的东西，至于那到底是什么，可能会因人而异，理解不一，殊难斩获。

一、里芬斯塔尔与“纪录价值”

世界纪录片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不少大师级的人物。德国人莱妮·里芬斯塔尔（1902—2003），便是其中一位。她活了一百零一岁，一生充满传奇和争议。她20世纪30年代拍了两部有名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1935）、《奥林匹亚》（1938），是纳粹的反动宣传片，却又成为公认的纪录片经典。其中似有值得思索的东西。

（一）桑塔格对里芬斯塔尔的评析

里芬斯塔尔1902年8月22日生于德国柏林维丁区。她被称为舞蹈家、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摄影家、作家，执导纪录片四部：《信仰的胜利》（1933）、《意志的胜利》（1935）、《自由之日》（1935）、《奥林匹亚》（分民族的庆典、美的庆典上下部，1938）。其中有三部是为纳粹党代会而拍。《奥林匹亚》1938年4月10日公映，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上世纪战后到六七十年代，对于里芬斯塔尔的甄别与批判一直没有停息。新近关于世界纪录片论著（包括中国），仍不乏笔涉里芬斯塔尔者。然而，影响最大或说最为重要的，是美国文论家苏珊·桑塔格的批评。

桑塔格（1933—2004），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与法国的波伏瓦、德国的阿伦特并称西方当代女知识分子三杰。关于里芬斯塔尔，桑塔格在1965年的《论风格》中提出“重新评价”：“把莱妮·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称为杰作，并不是在以美学的宽容来掩盖其纳粹的宣传。其中存在着纳粹的宣传，但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别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排斥，就是我们的损失。这是因为，里芬斯塔尔这两部影片（在纳粹艺术家的作品中别具一格）展现了灵气、优美和感情的复杂动态，超越了宣传甚至报道的范畴。……通过作为电影制作人的里芬斯塔尔的天才，‘内容’已——我们即便假设这违背了她的意图——开始扮演起纯粹形式的角色。” [1]

到了1974年，针对里芬斯塔尔对苏丹努巴人采访出书而引发的吹捧与争议，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中，对于《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及《最后的努巴人》（1970年初由德国出版第一本）的法西斯主义的主题，作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她说：“里芬斯塔尔整个四部受委托而制作的纳粹电影——无论是关于党代会、国防军，还是关于运动员——都是对身体和团体的再生的礼赞，这一再生的获得均有赖于一个具有不可抗拒魅力的领袖的崇拜。……纳粹电影是描述业已建立的共同体的史诗，其中，日常的现实通过狂喜的自控与谦卑而被超越；它们讲述的分明是权力的胜利。《最后的努巴人》是一首里芬斯塔尔称之为‘被她领养的民族’的原始人行将灭绝的美和神秘权力的挽歌，是其法西斯宣传片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即便如此，桑仍然承认“《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无疑是一流的影片（它们或许是迄今为止两部最伟大的纪录片）”。对于后人接受里芬斯塔尔作品的现象，她指出：“对里芬斯塔尔的片子，人们采取的策略是滤除其电影中有害的政治意识形态，只保留它们的‘美学’优点。……里芬斯塔尔的片子至今仍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人们仍旧怀有片中所表现的渴望，这些片子的内容说的是一个浪漫的理想，许多人仍然把自己与这一理想联系在一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