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类电视节目的长效机制建设

2012年11月4日，备受南京市民关注的“向人民汇报”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全媒体直播（以电视直播为主）活动落下帷幕。在1个月时间内，南京市12个公共服务系统、行业经历了这次“年终大考”，收到有效问题、建议900余条，活动让南京市民得到了一次“参政、议政、问政”的机会。这次活动是地方政府部门“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生动实践。

从报纸的暗访曝光报道（报纸问政），到广播电台的曝光投诉热线（广播问政），再到电视新闻的投诉采访报道（电视问政），发展到现在的“网络问政”、“微博问政”、“微信问政”等，媒体参与问政已不是新鲜事，但是所有的媒体问政都不如电视直播问政直观、真实、刺激——老百姓坐在电视机前，就可以看到平时不太容易看到的局长、处长、主任正襟危坐，接受市民的“面试”，直面各种没有被提前告知的问题甚至是问责。有局长坦言“由于压力大，常常凌晨一两点睡不着觉”；有火车站负责人承认“直播结束，内衣全部湿透”；有银行行长透露“吃了降压药上场”。

近年来，问政类电视节目层出不穷，除南京电视台《向人民汇报》外，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洛阳电视台《百姓问政》、郴州电视台《电视问政》、银川电视台《电视问政》等，都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收视热点和关注焦点。真实性、贴近性、直观性是问政节目的成功因素。不过，要做好问政类电视节目，以下问题不可忽略。

一、电视“问政”模式制度化

和欧美国家不同，我国媒体开始参与“问政”的历史并不久远，特别是电视直播。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很多政府机构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已经逐渐适应媒体监督这个大环境，而且能够从容地面对话筒、镜头，一批“新闻发言人”、“危机公关顾问”、“媒体联络员”应运而生，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意识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而电视直播“问政”更是将舆论监督的手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欢迎和支持。

以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为例，这档节目是武汉电视台《行风连线》节目的特别版，并不是“心血来潮”的创新，而是一个相当成熟化、制度化的节目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节目由武汉市纪委、市监察局、市纠风办和市治庸问责办主办，武汉电视台承办，这种重量级“组合”足见当地政府对这档节目的重视程度，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对节目的要求更加直接：“就是要将他们问得冒汗，就是要用尖锐泼辣的风格促进干部转变作风。电视问政不能当成一般的电视节目来办，应成为暴露问题、解决问题、联系群众、推动工作的平台。”有了领导的支持、群众的参与、制度化的保证，媒体“问政”不火都难。

电视问政不应该是“一次性”或“阶段性”的，它应该是制度化、连续性的一种模式，这样，“问政”才能真正起到时时刻刻敦促相关政府部门改进工作作风，改正工作错误，改善对公形象的作用，而不是“一年一紧张”，偶尔 “冒冒汗”。

二、电视“问政”形式多样化

“问政”不是个新名词，自古中国老百姓就有“问政”的传统，从尧舜时代的“诽谤木”,到西周的“肺石”、汉代的“缶后筒”、武则天的“密匦”（检举箱），再到宋代的“登闻鼓”等，都是“问政”的工具。百姓“问政”，都要通过介质进行传播，到了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介质需要多样化、多元化。

南京电视台《向人民汇报》电视直播中，最火爆的是“现场互动”环节，行风监督员、媒体观察员、服务对象、市民代表以及近30家驻宁媒体，轮番向被评议单位“开炮”。每一名行风监督员、媒体观察员、服务对象、市民代表通过各种渠道，将“向人民汇报”直播活动延伸至南京各个领域、千家万户，将800万市民关注的难题、疑惑甚至牢骚带到直播现场。可以说，由众多媒体组成的问政“涓涓细流”，经过长时间、多角度、大范围的充实壮大，汇聚成了最后“向人民汇报”的“滚滚大河”。

《向人民汇报》之类的电视问政节目无疑是成功的，但是这类节目直播期数少，直播难度大，持续影响力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应想方设法把问政节目推而广之，形成全民问政的良好氛围。可以在每天的新闻节目中“就事论事”，就单个问题进行“具象问政”；也可以适当增加篇幅，增设相关的问政版块（或专题），主要内容可以是参政议政，也可以是比较复杂的投诉曝光，比如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东升工作室》；也可以专门开辟一个类似“记者招待会”形式的节目，把记者换成普通市民，由他们向台上的领导提出问题。

三、电视“问政”操作规范化

电视“问政”要经过“发现问题——调查问题——提交问题——解决问题”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可或缺，每个阶段都应规范操作。

1.发现问题 加大宣传，广开言路，通过各种渠道让更多普通市民积极参与到电视“问政”中来，鼓励畅所欲言，反对没有根据的指责甚至谩骂，要求有关部门和媒体共同负责，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体制，让绝大多数问题都能迅速传递到媒体，构成最基本的问政依据。

2.调查问题 媒体每天接收到很多五花八门的问题，有的确有其事，有的模棱两可，有的水分较多，有的甚至无中生有，这就要求媒体对反映上来的问题认真梳理，仔细核实。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的执行总制片人宋志雄认为，电视问政之所以产生巨大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植根于民生的现实土壤，聚焦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容易说却不容易做的事，因为很多打着民生节目招牌的电视节目最终关注的不过是家长里短、邻里琐事，和“问政”并不搭调。

3.提交问题 问题的真实可靠性一经核实，就可以进入提交问题的阶段，可直接转交给被反映的部门，或由其主管机关转交，也可以在报纸、广播、网络、电视等媒体上公开提问、质疑，当然，如果问题“分量足够”，就可采取直播形式的电视问政，这一过程也必须规范化，不然会对问题的最后解决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影响媒体的公信度。在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制片人宋志雄看来，武汉电视问政红火，直播功不可没。直播能够将电视媒体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不仅可以与现场观众以及场外观众实现互动，同时也可与其他媒体实现嫁接。更重要的是，直播不会有录播那些无穷无尽的麻烦，比如，录播节目会有人找领导说情，阻止节目播出等，直播才符合电视制作播出的基本规律。当然，对于关系着直播效果的核心——短片内容有着严格的保密规定。节目的流程以及方向会告知参与节目的嘉宾，但短片内容在节目没有播出前只有制作团队知晓，并作了严格的处罚规定。而洛阳电视台《百姓问政》栏目为确保节目真实有效，规定参与拍摄短片的嘉宾们都要签保密协议，不允许泄露任何关于短片的内容。只有规范化操作，媒体问政才能不失信于民。

4.解决问题 电视问政不是走秀，问政的结果才是关键。以下是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直播时的现场对话：

“什么时候可以移走这座渣土山？”

“尽快，下月以内清理干净”

“下个月以内还算尽快啊？！”

“本月以内。”

“本月只有几天了啊！”

“一周以内。”

让人欣慰的是，这位官员很快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乱堆渣土的问题在一周之内解决。再看一段南京电视台《向人民汇报》直播时的现场画面：

“120整整打了50分钟才打通。为什么电话这么难打？”一位市民通过电话“质问”市卫生局领导。

“问题确实存在，先说声抱歉。”南京市卫生局副巡视员潘淮宁连声说“对不起”。

直播结束后，南京市卫生局迅速在医疗系统展开一场行风集中整改，包括“120热线50分钟才打通”在内的60多个问题已经或正在解决。

节目结束后的跟踪、追问、回访是必须的，这要形成一种督办的规范，没有这种规范，问政电视直播容易成为一句空话。督办机制是保证电视问政效果的关键，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龙翔认为，南京的《向人民汇报》电视直播活动已经逐渐形成以常态开放的民意搜集机制、即时畅达的压力传导机制、公开透明的跟踪督办机制为支撑的制度化的民主评议平台，探索出了一条适应新时期特点和需求的人民监督政府的现实路径。事实证明，有了规范的事后督办制度，大部分提出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或重视，电视问政才能够做到善始善终。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