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新闻思想反民主立场的由来

尽管著作广受好评，但李普曼对自己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模棱两可的结论并不满意。《幻影公众》的出版似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普曼把它题献给汉德大法官，并写信说：“我力图阐明，加入舆论本身在知识和精神质量方面没有任何改进，舆论会起什么作用，怎样做才能更为行之有效。”李普曼甚至对哈佛政治学教授阿瑟?霍尔姆斯说，这本书的调子太悲观，以致它很可能“会因为是异端邪说而受到我在《新共和》的旧友们的审判”。[4]190在这本书中，李普曼将当前民主政治中的公众流失现象视为正常情况，认为由此“局内人”便得以进行其工作，公众也不必做他们无力胜任的选择。这一暗淡凄凉的结论使那些赞颂《公众舆论》一书的人们对这部续篇感到沮丧甚至困惑，但《幻影公众》仍收获了许多正面的评价。如阿诺德?贝内特?霍尔评价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提供的建议和观点的现实性，并开辟了政治分析和研究的诱人前景。帕克再次评论了李普曼的著作，认为作者非同寻常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并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那些被公认的教条，挑战人们已有的信仰，其真正意义就在于它阐明了舆论的真实本质和政治过程的特点。[9]

尽管大部分评论家对这本书的悲观调子感到气馁，以至于《幻影公众》一书很快就绝版并被人们所遗忘和忽略，但就当时的评论来看，批评家们并没有认为李普曼是在攻击甚至反对民主制度本身。

学术话语建构中的蝴蝶效应

然而，李普曼新闻思想所引发的评论和争议，由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参与，却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特殊兴趣。来自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当代学者，将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与杜威之间关于民主和公众的关系，以及新闻媒介在其中的作用等问题的思想交流，描绘成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或论战，认为两者处在高度紧张的敌对立场上。在这种描绘中，李普曼被刻画成一个傲慢的批评家，他发现了民主政府在制度上的不完善，并提出以专家治国的精英主义方式来纠正这些不足，因而成为拒绝改革的反民主式的局内人。而杜威则因为始终对参与式民主保持信任和积极乐观的态度，并坚持通过教育来提高公民自治能力，成为提倡政治改革的进步主义事业的拥护者。

有趣的是，事实上，两人从来没有辩论过，目前也尚不清楚，李普曼是否认为自己是在与杜威对话或讨论。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当然存在，但所谓的辩论也不过是杜威就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两本书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书评，以及1926年在凯尼恩学院发表演讲并随后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李普曼是如何回应杜威的立场则没有后续的实例，也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评论将杜威的书解读为对李普曼的明显抗议。

将李普曼和杜威之间的思想交流转换为一种“论战式”的学术话语，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已故的詹姆斯?凯里，作为美国媒介和传播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对李普曼的批评被广为引用，他对李普曼和杜威论战的描述也最有影响力。1982年，凯里在他的论文《大众传媒：批判的观点》中用争论和冲突来形容这场思想交流，将杜威和李普曼的关系描述为对抗性的，7年后这篇文章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再次发表。[10]针对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思想交流，凯里表达了对杜威观点的明显推崇，认为他不仅可以“肯定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也可以“最起码，通过想象构建一个更可取的世界”。而对于李普曼，凯里批评他质疑广大市民参与民主的能力，并引导大众传播研究转向定量的“行政”（实证）研究。在1987年发表的论文中，凯里又抱怨说：“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公众从概念上被清空了。”原因可以归咎为政治理论的发展和民意调查的崛起，但李普曼是主要的罪人，因为他“将公众置于政治之外，将政治置于公共生活之外”。[11]

凯里对双方的评论所带来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得到印证。研究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1991年和1995年的书中承认他依赖凯里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来完成他对杜威和李普曼交流的解读。而在1991年出版的杜威传记《杜威与美国民主》中，罗伯特?威斯布鲁克又大量引用了拉什的观点。这些学者经常引用杜威评价《公众舆论》时的一段话就是，杜威认为这本书“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诉”。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句话出现在第一段的结尾处，而这一段充满了对该书“辉煌的，有启发性，客观性”的赞誉。杜威不仅发现《公众舆论》中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而且将《幻影公众》这本在今天看来是两本书中更为反民主的著作，评价为“论述的是对修正的、有节制的民主理论的信仰”。[12]

实际上，在凯里第一次将杜威和李普曼连接起来时，他的解释存在许多误读的地方，也缺少具体的引证。在反响广泛的《重构大众和媒介》那一章中，凯里承认：“我取出的内容重点是关注杜威与李普曼的冲突，并在我希望推进的地方搭台提供论据。”[13]凯里的论据设置在一章中只占了8页，没有注释，其中包括从《公众及其问题》中引用的一段长文，但没有直接引用李普曼的著作文本。凯里的原文缺少引证，然后拉什引述了凯里，随后拉什被广泛引用却没有提及凯里。威斯布鲁克引用拉什，但随着威斯布鲁克的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近来阐释这场交流的学者往往引用威斯布鲁克而不是拉什。这些举动，使对这场交流的重构获得了更多权威性，但却缺少透明度。这俨然就像一场“蝴蝶效应”，某个领域的学者频繁运用的一个小词汇，经过流通和推动，被引用、放大，并为其他领域的学者所采用。随着这种说法的跨学科流动，采用者而非原创者将被继续引用，结果就是一个庞大的解释性大厦却建立在一个话语修辞所拍动的翅膀上。

凯里将杜威和李普曼二人置于对立立场上的意图似乎很明显：李普曼成为效果取向的媒介研究传统中的历史先驱和哲学标杆，这一传统在凯里看来与他所倡导的仪式取向的研究传统相比缺少成效。相反，杜威代表一种人性化和人文主义实践中的实用主义、民主、社会共同体和交流，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意义生产中去。对杜威的推崇，以及为了恢复和肯定杜威那种对参与式民主制度充满希望的愿景，使这种话语重构将李普曼的立场简化为一种讽刺，夸大了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思想分歧，而忽视了这场思想交流发生的广阔的历史和传记背景，甚至使用极端化的、交流本身并没有出现过的术语。[2]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对双方来说都是极为不公正的。

以上是本文梳理的李普曼新闻思想的变迁及其引发的争议和批评。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持续抨击与李普曼自身对进步主义理想的幻灭有着很大关系。对此，李普曼给出的解释为，这是由于普通人缺乏统治能力的结果，公众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一种可教育的力量。在关于民主、公众和新闻业的思考中，李普曼的确带有深厚的精英主义立场，但是他对民主前景的担忧，对大众自治能力的质疑，都来自于他所坚定致力于的改进和完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努力。而当代学者将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那场思想交流建构为对抗性的争论，将提倡专家治国的李普曼谴责为反民主的精英，实际上并不忠实于事件的原貌。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1YJC860055）

（作者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叶青青.重访李普曼——新闻何以成为民主的一种表达方式[J].国际新闻界，2010（6）.

[2]Michael Schudson，The“Lippmann-Dewey Debate”and the Invention of Walter Lippmann as an Anti-Democrat 1986-1996，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 （2008），p.1-20

[3]Walter Lippmann，Liberty and the news，Transaction Publisher：New Bunswick and London 1995，p.8，15，74

[4]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M].于滨，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61.

[5]史蒂文?J﹒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M].萧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8.

[6]Robert E.Park，Review on Liberty and the New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7，No.1（Jul.，1921），p.116

[7]Robert E.Park，Review on Public Opin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8，No.2 （Sep.，1922），p.232-234

[8]Charles E.Merriam，Review on Public Opin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Vol.33，No.2 （Jan.，1923），p.210-212

[9]Arnold Bennett Hall，Review on The Phantom Public，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0，No.1（Feb.，1926），p.199-201；Robert E.Park，Review on The Phantom Public，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24，Legal Aid Work（Mar.，1926），p.194

[10]James W.Carey，“Mass Media：The Critical View”，i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 （Beverly Hills，CA：Sage，1982），re-titled and reprinted as‘‘Reconceiving‘Mass’and‘Media”，in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Boston：UnwinH yman，1989），p.69-88

[11]Carey，J.W.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The Center Magazine，1987，20 （March/April）6-15

[12]Sue Curry Jansen，Phantom Conflict： Lippmann，Dewey，and the Fate of the Public in Modern Society，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Vol.6，No.3，September 2009，p.221-245

[13]James W.Carey，“Reconceiving‘Mass’and Media”，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Unwin Hyman，1989），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