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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闻界》2013年第7期
www.fjsen.com 2013-07-03 17:11   来源:福建记协    我来说两句

《郑书祥纪念文集》序

游德馨

郑书祥是一位长期战斗在新闻和教育战线,深受人们尊敬的老同志。知道要出版《郑书祥纪念文集》,我很高兴,敬书数言,作为纪念。

郑书祥同志1912年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青年时代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他曾在厦门担任过侨南、慈勤女中教员和《星光日报》编辑。1935年12月,经尹林平(林平)、鲁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入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活动。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参与公开成立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它是中共领导的厦门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是福建省首批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

1938年5月,厦门沦陷。他遵照党组织的指示转移到香港,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连贯的领导和安排下,进入香港《大众日报》任主笔兼电讯编辑,随后又任中国通讯社编辑。此间,他与乔冠华分别担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的组织和宣传部长,为中共进一步团结海内外进步报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上级党组织指示在香港的中共党员自行疏散。他在行至广东惠阳时,曾见到廖承志。他向廖表达自己拟回福建觅一教职,暂时隐蔽的想法,得到廖的同意。

1942年7月,郑书祥同志受聘于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后改为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任文史教员。他经常为学生作抗日形势报告;组织学生读鲁迅作品和其他进步书籍;积极营救、声援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的进步学生等。他实际上成为了音专进步力量的核心。

1944年9月起,应永安《民主报》(当时永安的进步文化阵地)主笔杨潮(羊枣)的邀请,参加社论编纂委员会。不时发表了一些关于国际时事与战局的评论和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文章。他同时还是《联合周报》(当时永安出版的一种进步读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领导和组织音专师生,积极投入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为抗战作出贡献。

1946年夏,郑书祥同志经过福建省研究院的同事余志宏(时为福建省研究院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元(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认识了后来是中共闽浙赣省委候补委员、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的孟起,并与孟起保持单线联系。

1947年夏,著名侨领胡文虎在福州创办《星闽日报》,郑书祥同志被聘为总编辑。他与孟起共同商定了《星闽日报》的办报方针和策略,决心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舆论阵地,为人民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他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段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并亲自撰写了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民生、华侨等方面的社论,抨击时弊,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贪污和腐败,透露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

我与郑书祥同志领导下的星闽日报社进步员工之间,还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追忆往事,至今犹历历在目。1948年3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在省立福州中学(今福州第一中学)读高中。我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参加“三二五抗暴斗争”,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运动和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为了传播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宣传党对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增强人民的胜利信心,我们党小组打算办一份地下油印报纸。但是,当时由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和严厉的新闻封锁,红色电讯稿从何而来呢?党小组经过调查研究认为,首先要找到有接收电讯设备的单位和一个可靠的报务员。

在当时的福州,我们这些中学生哪里能找到这些关系呢?党小组里的张任生同志建议,要争取与当时在狱中的《星闽日报》兼上海《申报》记者黄垂庆(即黄岑,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电视台台长)取得联系。因为,黄是张的同乡,据张所知,黄曾经与我地下党领导人孟起、阮伯淇等有过接触,黄到福州当记者就是党授意的。张任生认为黄在福州新闻界有许多熟人,如果能找到他,也许就会有办法。

然而,黄垂庆却于1948年6月因“共谍”嫌疑,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黄入狱后拒不承认,被列为“未决政治犯”。此时,黄仍关押在狱中。在福州市特种刑庭羁押所内受尽折磨,全身浮肿,正在患病。党小组决定由张任生同志以同乡亲戚名义,设法与黄取得联系。

张任生以探病送药给亲戚的名义前往探监,如此多次,都因有看守在旁,无法与黄垂庆交谈。当第七次探监时,正值黄在牢狱前面的一个小庭院里放风。张任生见周围无人便趁机到窗口,扼要地向黄传达了党组织的重托——搞到新华社电稿的线索。黄便急忙从张身上取下自来水笔,仓促地写了一张便条交给张任生,并悄悄地说:“这个条子可交给星闽日报社电务室的报务员郑福祥,他是星闽日报社总编辑郑书祥的堂弟,政治上可靠,找到他可以帮助你们弄到解放区电讯。”张任生立即向党小组汇报。党小组决定仍由张任生与郑福祥进行单线联系。

第二天,张任生化名张政,走进星闽日报社找到了郑福祥,让他看了黄垂庆写给他的便条。郑书祥同志得知后,暗示要予以大力支持。他让郑福祥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所需的资料,如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口播记录稿和外电关于解放战争的报道等。同时还指示郑福祥,将当时星闽日报社最灵敏的美制12灯收音收报机,作为收听邯郸新华社口播电稿用。这对于我们来说,真可谓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大家都兴奋异常。决定以我们的党小组为核心,组织“大众社”,由薛谋略总负责,我负责报纸编辑,张任生负责资料联络。立即着手筹办《大众报》。大家分头行动,借来旧钢板,用留声机唱针磨了当铁笔,买一些毛边纸和印油。没有油印机就把印油均匀地摊在玻璃板上,盖上刻好的腊纸,印在毛边纸上,由三更半夜到天亮,第一期16开毛边纸的《大众报》创刊号终究出版了。一经秘密分发到市区、农村,像久逢甘露一样,引起很大震动,人们竞相传阅,奔走相告。这就大大鼓舞了“大众社”同志们的斗志,决定扩大版面,同志们卖掉食用的大米,我卖掉用于学费的半钱黄金,买来油印机、钢板、铁笔、纸张、印油。人员增加一位平潭籍擅长缮写绘画的小楠同志,专门刻腊板。1949年元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为假和平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撤销特种刑事法庭……。黄垂庆这个“未决政治犯”,经郑书祥多方斡旋,将他保释出狱。2月中旬回到星闽日报社资料室工作。剪辑大量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资料,大大充实了《大众报》的内容。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特的监视,《大众报》前后历尽艰辛5次转移,共刊印12期和一批小册子。如《解放军为何胜利》《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新民主主义论》等。

1949年春节前后,排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主任万振鹰办公桌前,一份又一份他们搜集到的《大众报》,频频报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区的政策,以及揭露国民党阴谋、腐败的文章。其中有1949年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55.5万人,淮海战役喜获全胜。又有天津解放后9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迫使傅作义在接受和平解放北平协议书上签字。1月31日,北平守军25万人撤离市区进行改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城。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人,至此华北除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还刊登“解放军优待起义官兵及其家属”,“解放后的东北概况”,“不顾千万人民生死,白崇禧决堤,水淹汉口以西地区”,“去年蒋府滥发通货,纸币膨胀三千倍”,“民盟总部发言人揭穿国民党和平阴谋”等等。面对这一期又一期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报导,万振鹰气急败坏,叫吼着这与重庆《挺进报》一样可怕!严厉地催促手下特务加紧严密查捕。

狡猾的万振鹰知道,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要获得如此精细的电讯文稿,除非报社电台或高档收音机是无法办到的。他早已布置特务四处追查并监视报社。1949年2月间,郑福祥在报社电务室收听新华社电讯感到不保密,将社内最高灵敏度的收音收报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从3楼窗户用绳子吊到河边的船上,转移安全地点收听。这就传出星闽日报社一台12灯(电子管)高级收音收报机丢失。先是国民党警察局派来3个便衣现场查案,继着万振鹰带领一帮人,气势汹汹地来追查。指的是政治事件,一定是共产党干的。报社总编辑郑书祥心中有数,报务员郑福祥为我们《大众报》提供电稿就是用这一台收音收报机收听的。他不慌不忙地与敌人周旋,回答说:“不能不经调查就认定是政治事件。当今社会盗窃成风,这一台收报机,同时也可以收音,偷去后按照箭头指向可作收音机转卖,会得到不少钱。报社人员诚实可靠,安分守法,二三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必定是社外小偷乘大家困睡之际,登楼偷去。实属管理不善,经济失窃。”特务先后来了3次都一无所获。经过数度盘查,找不出破绽,成了无头公案。但是国民党特务仍然不死心,暗中追查。事隔不到1个月,一群特务擅自闯入星闽日报社3楼电务室,企图绑架郑福祥,幸好事先离开未遭毒手。

1949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陈诚到福州督促朱绍良(福建省国民政府主席)扩军备战,垂死挣扎,加紧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形势日见紧张。在危急关头,郑书祥先后将国民党特务要抓捕的郑福祥、黄垂庆,安全疏散至香港。被国民党特务列为福州文化界第一号捕杀对象的郑书祥,在福建民盟地下省委的掩护下,也于6月初避往香港,旋由乔冠华、饶彰风安排到《华商报》任资料室主任兼社论撰稿人。

1950年1月,他应中共福建省委电召及新闽日报社(即星闽日报社,1949年9月21日,改为现名)全体员工的强烈要求,重回福州,主持改组后的新闽日报社,继续担任总编辑,直至同年10月该报停刊。1950年8月,郑书祥被聘为福州大学(今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兼史地系主任。1951年7月,省政府决定接办3所私立教会学校(福州鹤龄英华中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属高级中学、陶淑女子中学),将它们合并到新成立福建省福州第二中学(今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他被任命首任校长。此后,他还担任福建省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等职。

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郑书祥同志受到严重冲击。但是,他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始终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即予以平反。1977年12月,他当选福建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8月,因病在福州逝世。1990年7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经过缜密调查作出决定,承认郑书祥同志193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

综观郑书祥同志的一生,他对党的新闻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愧是一位学者型的战士和战士型的学者。我们要学习他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坚持追求革命理想的决心;学习他对党忠诚,对人民热爱的革命立场;学习他刻苦工作,精益求精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关心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

这本文集,汇集了曾经和郑书祥同志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事、学生所撰写的回忆文章;郑书祥传略;郑书祥所撰写的部分回忆文章、社论、论文、诗词、书信等。这些文章,从各个不同侧面,真实记载了郑书祥同志的革命事迹和崇高品德,展示了他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底。弘扬他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对于我们进一步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文集还收录了郑书祥所撰写的《关于我与盂起同志的政治联系》和《我与城工部的政治关系》等回忆文章。它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战斗在隐蔽战线上共产党人英勇机智的风姿,而且也为今天我们研究福建地方党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作者为福建省政协原主席,现为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邓宇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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