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再访“榜山风格”发祥地

张锦才

时间的流逝容易冲谈人的记忆，甚至将它带走，但有的记忆却可以“留住”时间，让其还原过去的某些情景。

龙海在我的心中，就有这样一段能“留住”时间的记忆。

那是整整50年前，即1963年春夏之间，作为省广播电台的派出记者，我曾多次行走在九龙江两岸，报道龙海人民火热的抗旱斗争，宣传名扬全国的“榜山风格”。如今——2013年，又是春夏之交的时刻，我随省炎黄采风团到了龙海。无论走到哪里，脑海中都会自然地涌现出半个世纪前“丢卒保车”、堵江截流的动人情景，这让我在团里确定选题的会上，主动请缨，用文字再次叙述那个曾经令全国人民为之动容的龙海1963年。

“九龙江有水不算旱”

九龙江，福建的第二大河流，丰沛的江水滋润着闽南大地。

龙海县，1960年由龙溪与海澄两县合并而成，位于九龙江下游。那里盛产水稻，是福建著名的粮仓，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它的地位十分重要。

1963年的2月4日是“立春”，按照农事季节的安排，已经该浸种育秧了，可是从上一年的10月份开始，在长达120多天的时间里，龙海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旱情非常严重，春耕几乎无法进行。怎么办？当时县里正在召开党代会，为了鼓舞人们发扬革命精神开展抗旱斗争，会议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九龙江有水不算旱！”

熟悉县情的人知道，这话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着充分的依据。因为九龙江有三条支流（西溪、北溪、南溪）横穿龙海境内，江水滔滔，只要人们肯动脑筋，办法总会有的。当然，解决问题不能只停留于口号，变口号为行动，需要的是扎实工作。2月6日，县委一班人就带领几个相关公社的代表，乘坐汽船沿九龙江西溪勘察水源，目的是对堵江截流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几处现场分析，参加勘察的人一致认为，如果在榜山公社的洋西大队进水口堵江，可使西溪每秒22立方米引流量中的15—17立方米，经洋西水闸，进入迂回曲折、长达32公里的九十九湾和南港渠道，直至终点南港灌区，而闸口上游的步文、颜厝两公社则可以引水入田，这样就能解决全县的缺水问题，确保按时育种插秧。由于做出堵江决定的那次会议是在船上召开的，人们因此称它为“舟中会议”。

“舟中会议”的决策虽然正确，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困难在于，九十九湾需要从榜山公社经过，水位上涨，必会淹掉榜山公社洋西等六个大队地势较低的田，总数达1300多亩。这样做对他们是个不小的损失，农民能否接受是个未知数。然而面对堵江截流将会出现的这个难题，榜山公社的农民却表现出令人感动的牺牲精神。他们认为，“小利应该服从大利，小我应该服从大我，从全局出发，我们没有意见！”洋西大队的女社员林兰说，“要是下游的几万亩田插不上秧，我们这里就是丘丘结金子也没用。”当过队长的郑水龟说得更具哲理，他指出，“淹掉一小部分田，换来几万亩好收成，这是丢卒保车，很值得。”

2月15日，轰轰烈烈的堵江截流工程终于开始。需要做出牺牲的榜山公社依然走在前面，他们挑选出3000多名强壮劳动力和近百只小木船前往参加。这种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感染了全县人民，“丢卒保车，顾全大局”，迅速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那天，参加堵江的一万多名农民，自带工具、粮食与被褥，从四面八方步行赶到工地，各级领导干部（如县委书记刘秉仁、榜山公社党委书记苏海成），纷纷深入第一线，既当指挥员，也参加劳动。经过六七天的艰苦奋斗，一道长535米、高8.5米、顶宽4米的大坝巍然矗立，将西溪拦住，使源源不断的九龙江水，顺着九十九湾和南港渠道，流进了下游的石码、莲花、东泗、东园等公社的田地，春耕因此按季节进行。之后，人们又回过头，帮助被淹的洋西等大队排水抢插秧苗。这样，既做到了保“车”，又捡回了被丢出的“卒”。

对于西溪堵江这一壮举，2月21日，《漳州报》以“龙海万人胜利堵截九龙江”为题，作了报道。4月7日，《漳州报》在报眼的小栏目“黑板报”里，首次提到了“榜山风格”。6月21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该报记者、著名诗人郭小川的长篇通讯《旱天不旱地》，讴歌闽南人民的抗旱斗争，其中对龙海县的堵江截流作了详尽的描述，并配发短评《“榜山风格”的光辉》。从此，“榜山风格”传遍全国，为人们所熟悉。

事实上，1963年龙海的旱情并非只发生在春天，而是一直延续到炎夏时节。因此，继西溪堵江之后，县里又组织力量，先后对北溪和南溪进行截流。经过不断的抗旱斗争，大灾之年的龙海，粮食生产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全县水稻亩产平均超过千斤。人们总结经验时把它归功于“榜山风格”的发扬。

这一年的秋天，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访问福建，听到有关“榜山风格”的介绍，非常感动，欣然写下一首七律，以表示钦佩之情。诗云：“弥望黄垂禾穗丰，从知抗旱奏全功，截流闻说五千道，引水曾经数十重。协力同心无反顾，先人后己见高风，但听一语相传告，三面红旗看越红”。

从芗剧《碧水赞》到京剧《龙江颂》

许多中老年人都知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活跃过一批“样板戏”，其中京剧《龙江颂》所反映的“龙江精神”，原型来自1963年的“榜山风格”。但是，新闻报道中的“榜山风格”，是怎样演变为戏剧中的“龙江精神”，人们却不一定都了解。此次笔者到龙海，就此请教了熟悉情况的人，他给我作了介绍。

据有关资料表明，1963年的四、五月份，就出现过歌颂龙海那场抗旱斗争的文艺作品，其中有龙海县文化馆副馆长柯振兴所写的芗剧表演唱《榜山风格赞》：

九龙江水听使唤，改造流进九十九湾。

十万亩田解春旱，清清流水好播田。

布谷鸟催春叫不停，十万良田一片青。

百里悠悠长流水，点点滴滴榜山情。

时任福建省文化局局长的陈虹看过县芗剧团的表演唱，很感兴趣，但他觉得，表演唱形式比较简单，还不足以反映那场轰轰烈的抗旱斗争和崇高的“榜山风格”，便组织人员以漳州地方戏剧——芗剧的形式编写剧本《碧水赞》，此剧参加省汇报演出并得了奖。就在那时，福建省话剧团为了准备参加华东地区汇演，决定在芗剧《碧水赞》的基础上创作话剧，而剧本的主要执笔者之一正是省文化局局长陈虹（化名江文）。这位“喝九龙江水长大的”领导干部，早年投身革命，曾是新四军的一员，此次又深受“榜山风格”的震撼，于是“怀着儿子于母亲般的深情”，深入实际体验生活，在获得大量素材之后，与其他主创人员一起，争分夺秒完成了写作任务，剧名定为《龙江颂》。不久，福建话剧团带着五幕话剧《龙江颂》参加华东地区汇演，之后又奉命晋京。周恩来总理曾亲临观看，并作了很高的评价。上海新华京剧团发现这一题材后迅速把它改编为京剧，剧名仍为《龙江颂》。

1966年5月，此时已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正在大搞“京剧改革”，当她看完新华京剧团《龙江颂》的演出时，用一种大老板收购货物的口气对张春桥说，“这个戏，我要了！”由于“革命文艺旗手”想干预这出戏，深受观众喜爱的京剧《龙江颂》也就因此被停演。这一停三年，直到1969年，江青才下令上海京剧团组建“革命京剧”《龙江颂》剧组，并投入排练。然而审看时，她发现戏中的主角仍然是男的（即龙江大队党支部书记郑强），不禁大发雷霆，说是“重男轻女”，绝不可以。据记载，当时这个不可一世的“旗手”发出指令，“剧本要改写，要把男支书换成女的，戏里要表现阶级斗争”。于是，原有的主角由男的变成了女的，即后来人们所熟悉的那个“高大全”形象——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

由于江青的插手，京剧《龙江颂》的身价也就陡然升高，成为当时红遍全国的样板戏之一，并被搬上银幕。毫无疑问，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这出样板戏曾产生过一定影响。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虽然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其所颂扬的“龙江精神”还是值得肯定。

故地重游忆当年

对于50年前龙海的那场抗旱斗争，作为见证者，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想有机会再去那里看一看。这次采风，让我实现了这个夙愿。

当年因堵江截流而被淹的洋西大队，是我最惦记的地方，“榜山风格展览室”就设在洋西小学内。接过采风任务的当天下午，我即迫不及待地前往那里参观。其时有三位自称是“龙江精神传人”的四年级女学生，分别给我讲解，她们有板有眼的介绍，令我这个当年的记者仿佛回到了半个世纪前。参观后，我问起堵江时所筑的大坝，主人告诉我，大坝的旧址现在是西溪桥闸，建于1967年至1970年，这个工程的主要效益体现在引水、蓄水、防洪、排涝、纳潮、通航等方面。我又问起当年的洋西大队党支部书记郑流涎，他是那次堵江截流的关键人物之一，由于他的大局观，洋西大队真正做到了“舍卒保车”——宁愿让自己的土地遭淹也要拥护堵江截流。从芗剧《碧水赞》、话剧《龙江颂》直到最初的京剧《龙江颂》，主角的原型都来自于他，但是到了样板戏《龙江颂》，他的事迹就转而由女主角“江水英”去完成了。可惜的是，郑流涎已经于去年病逝。

从洋西村回城的路上，我又想起了当年的另一位风云人物——莲花公社玉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黄九使。玉枕是九龙江出海口的一个小岛，西溪一堵，淡水流不到那里，岛上只有咸水，而咸水是不能育秧也不能灌溉的，因此，堵江截流对他们来说，可谓“死棋”一盘。起先社员强烈反对，郑九使也不同意，但前来做工作的公社党委书记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是你们玉枕的两千亩重要，还是四个公社的十万亩重要？另一句是，如果你不是玉枕人而是别地人，你会反对堵江截流吗？这两句话让郑九使的思想豁然开朗，并以此做队里其他干部与社员的工作，使大家由堵江截流的“反对派”转化为积极拥护者。玉枕人的牺牲精神也因此被誉为“玉枕风格”。当年我曾上岛采访过他，还留下一段小插曲，即有关他的名字写法。原来，这位当年意气风发的农村基层干部名字叫“狗屎”，一些记者的报道也照实地把他写为“黄狗屎”。作为闽南人，我熟悉旧时闽南乡下的长辈给新生儿取名的一个“传统”，即为了孩子日后“好养”，常取一些比较贱的名，如“流涎”、“水桶”、“豆干”、“无毛”，等等。然而“狗屎”两字毕竟不雅，于是我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可以将他的名字写成“九使”？因为“九使”在闽南话里与“狗屎”正好同音。他听了我的建议当即高兴地接受。如今，50年过去了，黄九使如果健在，应该有90来岁了。但一问，也早已去世。这让我颇为伤感。毕竟，他为我们这个社会作出过贡献。

回到市区，我前往市党史办，就一些问题请教当地的“活字典”郑厚根同志。老郑已年届八旬，上世纪50年代初在县委文书室工作，是龙海的第一位档案员，听过老革命家曾三有关档案工作的讲话，对1963年那场抗旱斗争非常熟悉，还接待过前来采访的诗人、记者郭小川，并保留着许多宝贵资料。老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常应邀到机关、部队、学校做有关“龙江精神”（即“榜山风格”）的介绍，至今已有80多场，最近的一次就在今年的3月26日。他的介绍博得了听众的好评，认为“榜山风格”应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但也有个别听众对“榜山风格”不理解，并提出疑问，说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处处讲“一盘棋”，要求“丢卒保车，顾全大局”是可以的，如今是市场经济年代，强调经济利益，再这样做合适吗？为了回答问题，老郑列举了抗击汶川地震与本市的角美台商投资区三通等许多事例说明，无论是与自然灾害斗争还是发展经济，顾全大局的观念都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回答有理有据，令在场听众（包括持怀疑态度的人）无不信服。

郑厚根与我交谈时，还分析了“榜山风格”的时代背景。他认为，这与学雷锋活动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1962年8月雷锋不幸牺牲后，有关他的先进事迹陆续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引起人们对他的钦佩之情，并纷纷表示要学习他的精神。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字“向雷锋同志学习”，使原有的学习活动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高潮。龙海的抗旱斗争正是发生在全国学雷锋活动的高峰期，而雷锋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助人为乐，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此，在事关个人与集体，大局与小局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时，人们自然地倾向于雷锋同志。龙海人“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勇敢决定正是因此而产生。

我赞同郑厚根的分析。今年，是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的50周年，也是“榜山风格”诞生的50周年，这两件事都值得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纪念，因为在我们社会，二者都曾起过并正在继续起着积极而健康的作用。

为龙海的未来祈福

过去的龙海县，农业吃香；今天的龙海市，经济逞强（全省十强县之一；全国百强县之一）。走进龙海，我既感到熟悉，又觉得陌生，因为变化太大了。

就市容市貌而言，采访“榜山风格”那年，县城在石码，区区几条老街；如今市区已扩大到包括石码、榜山与海澄三个镇，范围之大，不可同日而语。我对当地的同志说，那年，我是骑着脚踏车从县城出发，穿过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到了榜山公社所在地，现在，我是乘坐汽车驶过两旁布满高楼大厦的宽敞大道，来到榜山镇所在地。至于原来非常熟悉的石码老街，已经“隐居”于偌大的市区内。要不是在当地人的引导下，我不知该如何去找它。虽然今天再看老街，显得低矮狭窄，生活设施也比较落后，但我还是衷心希望它能够得到妥善的保护，因为保护老街就是保护那段历史。可喜的是，这方面已有了政府的明确规定。

就交通而言，采访“榜山风格”那年，全县只有几条沙土公路，车辆少得可怜，出行非常不方便。而今，不仅水泥大道、沥青公路四通八达，各种车辆也激增不少，其中有的路段堪比城市，更有高铁与几条高速公路在龙海经过，开了许多出口处，加之漳厦跨海大桥（北起厦门海沧，南至龙海浮宫）的建成通车，龙海人走南闯北，不管多远，都极其方便而又快捷。

就人民生活而言，采访“榜山风格”那年，龙海虽然拥有水稻“千斤县”的桂冠，但老百姓的日子仍然过得比较紧。改革开放以来，不管城镇还是乡村，龙海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比较快的提升，这从统计局逐年公布的城乡个人收入的数字变化可以看到。但我想举个例子，即与金门大担、二担靠得很近的浯屿岛，上世纪70年代我曾去过，原是个穷地方。这次我的一位同行到那里采风，他回来告诉我，浯屿岛的渔民由于发展远洋捕鱼业，收入大增，许多家庭年收入达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真可谓“富得流油”。

当然，也有不变的，那就是龙海人的勤劳、智慧、勇敢、诚信与热情好客。这次他们对待采风，上上下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令采风团的同仁交口称赞。可以相信，凭着这股精神，龙海——这个曾经产生“榜山风格”（“龙江精神”）的地方，前途将不可估量。

展望未来，让我们为龙海祈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