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审判

（一）

当我们坐在特别法庭的记者席上，采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的报道时，十年动乱中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场景不时从我们眼前闪过，我们耳边又仿佛响起了千百万受难者的悲吟。几百万字的罪证材料，象一部编年史一样，揭开了这一伙阴谋家是怎样窃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黑幕，记录了一个封建法西斯反革命集团是怎样产生和灭亡的过程。

马克思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是怎样登上法国政治舞台时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在中国，林彪、“四人帮”正是巧妙地利用封建专制的“亡灵”和现代迷信的“梦魔”，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借以孳生和发育的温床。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变成招引封建专制的经幡；他们把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感情，变成祭奠现代迷信的贡品。他们把无数先烈用鲜血建树的历史功勋一笔勾销，把亿万人民拥戴的领袖人物神化为“几百年”“几千年才产生一个”的历史主宰。他们把对待领袖个人的态度作为“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标准。从这里出发，他们也就为自己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铺设了阶梯。现在，当我们重温这段阴差阳错的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林彪、“四人帮”在进行许多罪恶活动时都惯于采用极其隐蔽的手段，唯独制造现代迷信倒是相当露骨的。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林彪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就正式宣称：反对领袖，“就是反对一切”。“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唯有学会忠于领袖，才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最大学问。从这以后，神化领袖个人竟成了共产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对领袖个人稍有异议、包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意见分歧，都变成反党反革命的最大犯罪。这样，在现代迷信的狂热中，林、江反革命集团象一条熬过冬眠的大蟒一样，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蠕动起来。在那些日子里，林、江一伙编导的“三忠于”、“四无限”的滑稽戏，被强行普及到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农民在锄地以前要面向东方致敬，工人在车床旁要朝着画像行礼。在学校，在机关，在医院的病床上，在飞翔几千米高空的民航机里，到处可以看到“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无神论者做“弥撒”的奇景。在北京的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我们就多次目击过，数十万群众为一句“最新指示”的发表，进行通宵达旦的“庆祝”和“欢呼”。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这种被赋予宗教色彩的现代迷信，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了一条封建法西斯的政治逻辑，反对领袖个人就是反革命，反对林彪、“四人帮”就是反对领袖本人，因而也是反革命。林彪、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制订的《公安六条》就明文规定：凡是反对林彪的都以“反革命”论处，凡是反对中央文革的都定为“反动行为”。随着他们反党夺权活动的加剧，这种政治逻辑的推理范围象数学概念上的“无限大”一样，每日每时都在随着不同的政治行情任意膨胀。于是，反对林彪的亲兵家将，反对江青的食客门徒，都统统属于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之列。据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而被定为“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就有二十四万九千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一百万人以上。在那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现代造神运动，象一场拔地而起的龙卷风，不知破坏了多少温暖的家庭，不知窒息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我们在全国各地采访中，耳闻目睹的各种无奇不有的冤案何止千万！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着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从人口密集的城镇，直到偏僻遥远的山村，印刷工人无意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废报纸丢进了废纸篓……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不言而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那些敢于向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挑战的人们，便不能不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话）以至“千刀割、万刀割”（江青的话）的惩罚。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所共知。遇罗克的遭遇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已家喻户晓。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听一听人民群众饱含泪水的诉说，人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隐姓埋名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１９６８年５月１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４月２９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象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经过了十年羞耻的退缩，我们民族终于象一头雄狮一样，冲出了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牢笼，勇敢地向林彪、“四人帮”一伙扑去，并把他们捕获到今天的审判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