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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的兴起和调查性报道的变革

2013-03-25 16:55:38  来源: 新闻实践  作者: 张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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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8月“微博微博”内测版推出迄今,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的微博用户数量已超过3亿。其中,新闻记者尤其调查记者是非常活跃的使用群体之一。在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过程中,网民总是能够第一时间获取调查记者利用微博所发布的直播信息,并且边围观事件的动态、边发表评论,从而快速形成汹涌的网络舆论。

微博的兴起,到底对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产生了哪些影响?笔者主要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看法:一是对报道空间的影响,二是对生产机制的影响,三是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对报道空间的影响

根据多数调查的感知和判断,过去10年,一些地方政府“防火防盗防记者”的阻挠手段,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难度和监督报道的风险,也让不少调查记者深感生存状况堪忧。面对相对严苛的管制环境和逼仄的报道空间,过去两三年间,微博的运用快速成为调查记者“打擦边球”、“抢时间差”的核心渠道,甚至成为他们进行“边缘突破”和“社会动员”的主要平台。具体来看,微博对调查报道空间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快速发稿、抢占先机。不少调查记者已经习惯于通过个人微博或媒体微博,第一时间在新闻现场发布滚动消息,抢先发布消息。这种做法确实很有用。过去,调查记者做公共突发事件的报道,通常都是采访一周、半个月,回来写出长篇深度报道,再发表在报纸或杂志上。如今,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我们看到一些记者抢先在微博上快速发布现场信息,尽管比较碎片化,但也有利于短时间内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并与网友目击或草根爆料形成协同。

微博的病毒式、爆炸式传播效能,有利于增进信息公开的力度、提供信息突围的可能,从而积极推动舆论监督和调查报道的空间。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比较适用于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调查报道,不存在为了追求独家报道而对采访行踪进行保密的可能。

2、公众围观、形成压力。公众对政务微博的网络围观,或对公共事件的热切关注,有利于推动相关责任部门通过微博来新闻发布、做出表态,从而给媒体的跟进报道提供空间或打开缝隙。我们通常讲,2010年是“微博元年”,2011年是“政务微博元年”,而2012年可以说是“媒体微博元年”。当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设微博,使其新闻发布和信息公开工作从后台走向前台。过去,政府搞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躲在舆论“广场”的后台,当老百姓情绪太激动,造成的舆论压力太大了,政府部门就把新闻发布台搬到“广场”当中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简要发布和舆论引导。现在,身处微博时代,一旦开设政务微博,躲躲闪闪的传统做法就不管用了——你开设了微博,相当于把自己放在“广场”当中,尽管还有个半透明的罩子把你罩着,但你必须随时接受公众的围观、质疑和批评。

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如果政府没有及时发布真相,公众会用网络围观形式来“扔香蕉皮”甚至“鞭尸”。就像有一个人就在你面前不断骂你,你又是在广场当中,你不得不回应。有时候,这种网络围观会逼迫一些政府微博公开表态。可见,舆论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影响调查性报道。

3、微博传播、边缘突破。由于商业压力或者自我审查,一些调查记者完成的报道,无法最终刊登在报刊上。过去,在论坛和博客兴盛的时期,少数调查记者也会将未刊发的报道发布到网络论坛或个人博客中去,从而引起高层领导或社会各界的关注。比如,当年《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记者孙春龙,就是利用自己的博客发布了针对某省垮坝事件的报道,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批示,从而使胎死腹中的报道重新复活。现在,也有不少调查记者开始充分利用微博作为突破管道,如果报道没有正式刊发,则利用长微博的方式发在微博上,通过邀请同行、学者的转发和评论,短时间里形成热点;或者,将报道贴在博客或论坛之后,在微博上加以推荐、附上链接,也容易造成影响。

二、对生产机制的影响

传统的调查性报道生产机制,往往是记者耗费比较长的时间、比较高的成本来进行调查、取证和写作,然后利用报纸或杂志比较大的篇幅,一次性推出长篇报道或者陆续推出系列报道。而伴随媒介融合的发展要求和新闻生产的机制再造,调查性报道的生产机制也在发生变革。从消息来源的获取、报道议程的设置、背景资料的检索,到采访对象的沟通、报道信息的传播、调查报道的推广,微博的作用几乎渗透在调查报道采写的全过程。

1、信源跟踪。现在,很多公共事件是在微博上兴起、发生和扩散的,微博既为传统媒体设置议题,又直接提供了跟踪、观察事件的重要空间,还给调查记者寻找采访消息源、受访者或知情人士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很多公共事件的当事人,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开设帐号,利用微博来进行事件的滚动直播,报道这些事件的记者必须随时跟踪、密切关注。

据笔者所知,少数报社正在重塑公共事件的报道机制。现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一方面会立即派人去现场进行采访,了解事件原因和公众反馈;另一方面要派人找政府等责任部门,了解应对措施、调查幕后真相。还有一方面也非常重要,就是派专人在网上搜集各种各样公民爆料的信息,进行海量搜索、仔细爬梳和深入分析,透过蛛丝马迹、寻找知情人进行采访。因此,媒介组织内部专业化的新闻生产,跟外部公众社会化的新闻生产正在形成协同共振。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在草根新闻和专业新闻之间建立全新互动的机制,也意味着今后调查性报道的生产过程中,除了专业记者发挥主导作用外,也将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其中。

不过,就笔者观察来看,公民新闻或草根新闻总体来讲还很不成熟。目前,主要呈现两种形态:第一种,重大事件发生后,网友在现场作为现场目击者,用手机进行快速地、现场地、碎片式地报道;第二种,一些老百姓出于个人维权或社会抗争的需要,把微博等网络资源作为动员平台,进行在线爆料以及网络直播。这两种形态的草根新闻都有内在缺陷,前者是不够全面、系统,比较碎片和表面;后者因为包含利益动机而会对事实有所选择和遮蔽,比较容易放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因此,一种是比较碎片和表面,另外一种是有自利的动机,都无法真正替代专业记者的调查作用。

2、背景检索。如果一个人长期写微博,其实相当于在网络上复制了另外一个自己。如果他比较真诚、率性,则特别容易通过微博记录刹那间的情感和特定情境中的感受,由此也特别容易“榨出皮袍下面的小来”。现在,不少调查记者开始养成习惯,在报道一个人物或事件前,先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微博账号,如果有,不妨从头到尾地仔细浏览其微博内容,由此,来分析这个人的活动轨迹、所思所想。甚至,还可以分析这个人最早的“关注”和最早关注他的一批人,这些最初关注和链接的人或许构成了他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网。因此,记者可以去通过阅读微博、了解其个性,爬梳微博、还原其行踪,分析微博、重构其人际网络,搜索微博、了解其背景。

3、循环报道。限于140个字的篇幅,微博文本是非常碎片化的,也不可能是成熟的新闻报道平台,要指望网民仔细看完长微博或者微博中链接跳转的长篇报道再进行评论,更是奢望。不过,在融合新闻时代,一些媒介组织为了平衡速度和深度的关系,抢占话语权、巩固影响力,逐步探索微博快速播报、网站滚动报道、平面媒体深度跟进的生产流程。由此,调查性报道实质上面临被切后循环报道的可能。过去,做调查性报道的方式是扎实采访、一次刊发,而现在则是从快到深、多次传播:在重大事件的现场,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先用微博发出警示(alert),然后紧接着写出多篇草稿(draft)、利用媒体微博滚动播报,然后再写出动态报道文章(article)、次日发表在报纸的国内新闻版,然后深度挖掘、写出深度调查报道,拿出分析性报道(analysis)。这个从快到深、逐渐递进的过程中,微博更多扮演第一时间现场滚动直播、快速发稿的作用。不过,这种循环报道的生产流程还在探索中,也有不少调查记者感到不适应:既要动态发稿,又要深度调查,容易产生“分裂感”。

4、公民调查。微博真正让“自媒体”成为现实,一个拥有数以万计或者数十万粉丝的微博账号,相当于一份报纸或者杂志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如果持续利用微博进行爆料,再加上公众参与和传统媒体的跟进,依托于微博平台进行独立的、公民的调查性报道便成为可能。@落魄书生周筱赟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以微博为核心平台,针对“中石化天价酒事件”、“卢美美事件”、“儿慈会风波”等持续不断地进行调查、曝光,连续发起一系列强有力的网络舆论监督。这种新兴的公民调查,发挥着传统调查报道的社会功能,但又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机制和特征:调查线索来自网友和知情人士,调查取证过程遵循“物证高于人证”的职业要求,对爆料消息来源严格保密,依托微博为核心传播平台,报道方式可长(长微博或者博客)可短(微博)……可以说,周筱赟式的微博爆料,真正推动了公民调查报道的兴起。

此外,对调查性报道来说,微博也是非常好的推广平台,一些重磅调查报道在传统媒体发表以后,再通过微博迅速传播,很可能引发爆炸式、病毒式的转发,从而真正产生全国影响。而且,调查记者也可以通过微博上的转发、评论,了解受众对调查性报道的反馈。

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微博不仅给调查性报道的新闻生产带来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或挑战,这些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把关风险:未经必要的、专业的把关,可能导致失实信息的微博传播,或者因为在微博上发布敏感信息而给报社带来风险。所以,报社除了要积极鼓励调查记者使用微博传播事实和表达观点之外,也需要时刻提醒调查记者勿忘职业规范和专业伦理,要确保发布的内容是经过核实和验证的事实,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第二是情感偏向:一些报道公共事件的调查记者,边进行采访报道,边在看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发生后,微博上容易形成汹涌的网络舆论,如果这些网络舆论中裹挟着强烈的道德判断、刻板印象或者社会情绪,很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记者的情绪、判断甚至报道立场。

第三是成名想象:这两年,不少调查记者曾有一种共同的感慨和疑惑:一个重大事件的报道平息后,新闻界并没有拿出真正高质量的调查性报道,微博上却冒出了少数颇具关注度的“调查记者”。对这种现象进行批判,或许过于苛刻,但也的确值得调查记者自我警醒和反思:做真正独家、抵达真相的调查性报道,远比在微博上滚动报道碎片信息、引起公众狂欢重要得多,真正职业的调查记者靠作品说话、而非微博说话。

第四是浅层阅读:如果公众越来越习惯于在微博上快速阅读和浅阅读,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新闻的娱乐化、快餐化,那么,我们对于深度新闻还会有普遍的需求吗,对长篇的调查报道还会有耐心认真读下去么?目前看来,微博并无法成为理性的对话空间,过度依赖微博而形成的浅阅读习惯和思维,归根结底,对调查报道的深层阅读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