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的兴起和调查性报道的变革

自2009年8月“微博微博”内测版推出迄今，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的微博用户数量已超过3亿。其中，新闻记者尤其调查记者是非常活跃的使用群体之一。在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过程中，网民总是能够第一时间获取调查记者利用微博所发布的直播信息，并且边围观事件的动态、边发表评论，从而快速形成汹涌的网络舆论。

微博的兴起，到底对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产生了哪些影响？笔者主要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看法：一是对报道空间的影响，二是对生产机制的影响，三是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对报道空间的影响

根据多数调查的感知和判断，过去10年，一些地方政府“防火防盗防记者”的阻挠手段，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难度和监督报道的风险，也让不少调查记者深感生存状况堪忧。面对相对严苛的管制环境和逼仄的报道空间，过去两三年间，微博的运用快速成为调查记者“打擦边球”、“抢时间差”的核心渠道，甚至成为他们进行“边缘突破”和“社会动员”的主要平台。具体来看，微博对调查报道空间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快速发稿、抢占先机。不少调查记者已经习惯于通过个人微博或媒体微博，第一时间在新闻现场发布滚动消息，抢先发布消息。这种做法确实很有用。过去，调查记者做公共突发事件的报道，通常都是采访一周、半个月，回来写出长篇深度报道，再发表在报纸或杂志上。如今，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我们看到一些记者抢先在微博上快速发布现场信息，尽管比较碎片化，但也有利于短时间内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并与网友目击或草根爆料形成协同。

微博的病毒式、爆炸式传播效能，有利于增进信息公开的力度、提供信息突围的可能，从而积极推动舆论监督和调查报道的空间。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比较适用于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调查报道，不存在为了追求独家报道而对采访行踪进行保密的可能。

2、公众围观、形成压力。公众对政务微博的网络围观，或对公共事件的热切关注，有利于推动相关责任部门通过微博来新闻发布、做出表态，从而给媒体的跟进报道提供空间或打开缝隙。我们通常讲，2010年是“微博元年”，2011年是“政务微博元年”，而2012年可以说是“媒体微博元年”。当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设微博，使其新闻发布和信息公开工作从后台走向前台。过去，政府搞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躲在舆论“广场”的后台，当老百姓情绪太激动，造成的舆论压力太大了，政府部门就把新闻发布台搬到“广场”当中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简要发布和舆论引导。现在，身处微博时代，一旦开设政务微博，躲躲闪闪的传统做法就不管用了——你开设了微博，相当于把自己放在“广场”当中，尽管还有个半透明的罩子把你罩着，但你必须随时接受公众的围观、质疑和批评。

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如果政府没有及时发布真相，公众会用网络围观形式来“扔香蕉皮”甚至“鞭尸”。就像有一个人就在你面前不断骂你，你又是在广场当中，你不得不回应。有时候，这种网络围观会逼迫一些政府微博公开表态。可见，舆论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影响调查性报道。

3、微博传播、边缘突破。由于商业压力或者自我审查，一些调查记者完成的报道，无法最终刊登在报刊上。过去，在论坛和博客兴盛的时期，少数调查记者也会将未刊发的报道发布到网络论坛或个人博客中去，从而引起高层领导或社会各界的关注。比如，当年《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记者孙春龙，就是利用自己的博客发布了针对某省垮坝事件的报道，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批示，从而使胎死腹中的报道重新复活。现在，也有不少调查记者开始充分利用微博作为突破管道，如果报道没有正式刊发，则利用长微博的方式发在微博上，通过邀请同行、学者的转发和评论，短时间里形成热点；或者，将报道贴在博客或论坛之后，在微博上加以推荐、附上链接，也容易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