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题材摄影伦理评价的三维指标

二、施救的可能性指数

评价死亡题材新闻摄影的伦理状况，还需要研究事发时的施救可能性。

拍照还是救人，是新闻摄影伦理学中的经典问题，凯文·卡特的《饥饿的小女孩》是该领域的经典案例。通常的说法是：照片发表后，舆论四起，纷纷对拍摄者进行谴责，三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卡特无法忍受舆论压力和内心谴责，把自己关进了充满发动机废气的密闭车厢，窒息死亡。他还在遗言中写道：“首先，我必须说我表示道歉。我到超越人生痛苦和欢乐，只有宁静的地方去了……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凯文·卡特也因此被称为摄影界“以身殉影”的第一人。

不过，这种在道德谴责与自杀之间建立简单联系的做法，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先前的新闻摄影伦理文本引用的卡特遗书，其实还有一些没有公开过的部分：“心情恶劣，没有电话……没有付房租的钱……钱！！！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儿童、快乐的疯子的记忆纠缠不休，总是警察、总是屠夫……”卡特拍摄饥饿小女孩的照片时，他的好友西尔瓦也在现场，据他回忆，当时他们随联合国的一架派发粮食的直升飞机降落到苏丹，在发放救济粮的30分钟之内有机会拍一些照片。那位被拍下的孩子蜷曲在地上仿佛在哭泣，而她的母亲正在忙着领取救济粮，暂时没有时间照顾她，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秃鹫在孩子身后落了下来。凯文轻轻地调整了角度，为了不惊扰秃鹫，把他们两个都收进镜头，拍了几张之后，秃鹫飞走了。西尔瓦其实也拍摄到了同样的场景，只是没有获得任何奖项。

尽管卡特并非在伦理上无懈可击——因为我们无法判定这张照片能否为苏丹人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救助，却看到拍摄者本人获得了各种荣誉。但显然，道德谴责与拍摄者自杀之间的简单联系，是在没有得到更广泛背景资料支撑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也给伦理研究者们一个提示：摄影瞬间的时空唯一性，极有可能割裂丰富的上下文语境，从而造成研究过程中的评价偏差。

拍照与救人的关系是涉及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的新闻伦理范畴，如果被摄者正倒在血泊中，生命垂危，围观者中无人施救，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如果选择拍摄，明显是不合时宜的。但如果没有施救的可能性，或者受害者正在得到他人的救助，记者的拍摄行为或许可以得到重新评价。肯尼思·柯布勒著在《美国新闻摄影教程》中提到了一个案例，美国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奇科市从讲台跌下时，法新社记者J·大卫·埃克在紧要关头扶了他一把，以避免多尔的头碰到地上，埃克没有拍到照片，路透社记者里克·维尔金因为离得太远没有帮上忙，所以拍到了这个瞬间。应该说，这两位记者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埃克的做法是基于最基本的人性，而维尔金因为离得太远，所以无须在拍与救之间进行选择。

在当前的中国新闻摄影界，放弃拍照而选择救人的记者并不少见。据媒体报道，陕西《华商报》摄影记者李晖，曾有三次放下相机抢救轻生者、落水者的经历，这一放弃职业诉求而追寻公民伦理的选择，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不过，新闻界的娱乐化思潮和行业伦理监督的缺位、个别媒体或从业人员价值取向的扭曲，也频频催生“拍照先于救人”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是福建《东南快报》的“抓拍骑车人落水事件”，虽然落水的骑车人并无大碍，但雨天、大坑这样的元素，一旦与年老力衰的年长者相结合，则不无造成死亡的危险。作为记者，应当对这样的局面有所预见，而在面对网民的指责时，“引发管理部门关注、促成问题解决”却成为选择拍照的理由。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新浪网召集的专题讨论会上，国内知名的一线记者、学者，大多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对这位记者的选择给予高度评价。此外，在大量关于车祸、溺毙、凶杀的图片报道中，“新闻专业主义”的提法也经常出现。客观地说，“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提高新闻事业发展水平的必然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闻必录”，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媒介中立属性的确定和对政治权力、资本力量的疏离。如果仅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记者的选择辩护，而抛却其他的伦理评价维度，实属一种庸俗的理解。此外，“社会公器”属性是新闻专业主义对媒体的价值界定，离开了对民主、民生、人文的关注，媒体就蜕变成为纯粹的信息加工、传播机器。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促成问题解决”，是一种明显的逻辑悖论，把具体的人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是早已被包括政治伦理、新闻伦理在内的各种规范伦理学抛弃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