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创伤：一个交叉学科在美国的兴起

研究特点

首先，创伤报道是跨学科领域，从一开始就吸纳了新闻从业人员、研究者、心理学家和精神健康临床医生。达特中心和国际创伤压力研究学会及其他心理学研究团体密切合作，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跨学科网络，鼓励并领导对报道创伤性事件的心理影响的研究。2004年，达特中心图书馆馆长、临床心理学家伊兰娜·纽曼博士发起了一个连续研究项目，以解决一个困扰她多年的简单问题：“在新闻与创伤领域正在发表什么样的论文?”没人知道答案，因为这个领域太新、太细化了。纽曼请通常不交流的研究者和从业者坐在一起。“新闻从业人员、心理学家和精神健康研究者、受害人权益倡议者、历史学家、媒介研究学者、伦理学家、流行病学家等等……但是这些人在一起进行研究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对彼此的领域了解甚少，并各自使用一套术语。为了方便不同学科间相互理解和对接，2007年，纽曼领导编撰了一个全面的跨学科术语表，这个研究工具不仅可以用于学术研究，“记者也可以用来寻找报道背景或者思考解决伦理和实践问题。新闻主管们可以发现争议从而提高对新闻团队的培训和支持。临床医生可以找到资料以帮助从事新闻业的客户或病人”[4]。显然，在这一领域，不同学科正在积极合作且成绩斐然。

其次，创伤报道的研究范围广。创伤性事件涵盖了会给心理造成创伤性后果的所有事件，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灾难、事故，也包括车祸、自杀、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日常性事件。达特中心网站提供的报道指南将创伤性事件分为灾难、杀害、性暴力、家庭暴力、儿童与创伤、自杀、战争以及悲剧周年纪念日，不但对每一类创伤性事件有相应的报道指南，还提供丰富的案例，其中既包括每年获奖的报道和获奖者的感受，也包括最新发生的有争议的报道。

此外，创伤性事件影响面大，不仅涉及受害者、幸存者、其家人和朋友、目击者、警察和救援人员，还涉及新闻工作者和受众。对于前者，社会已给予足够关注和重视：“在最近10年，救援人员已经认识到需要进行自我照顾和有组织的自我防护，而新闻工作者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需要雇主的保护和日益增加的支持。”[6]但对于后者却一直缺乏基本的了解——媒体在“9·11”事件中的表现受到广泛称许，但是参与报道的记者此后遭到的身心创痛却不为人所知。当参与救援的警察、消防员、医护人员都能够得到公众和政府的理解和补偿时，有着同样身体与精神创伤的他们却不得不默默承受。因为“新闻工作者最不愿谈论他们的感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7]。如今，在达特中心的努力下，从事创伤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同样会遭受PTSD或其他精神疾病的折磨这一事实已得到广泛认同，“过去记者不敢说出自己受到采访对象的影响，现在环境开放了，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心理创伤表现出来”。同时，创伤性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也受到关注。研究者发现，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受众接收创伤性报道越多，就越有可能呈现PTSD的症状或情绪低落，对于那些之前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人，负面影响尤为明显，创伤性报道有可能让他们回忆起曾经的创伤。这些成果对新闻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再次，创伤报道研究程度深。“创伤”这一概念的引入不仅拓展了新闻业关注和思考的范围，而且提出了进一步报道的需要。诚然，创伤性报道即为对创伤性事件的报道，但要使之成为“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8]就绝不仅仅止于报道事件本身。除了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之下，“将个人陈述(个体的深度特写)和社会影响(个别问题的宏观联系分析)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9]之外，还应当告知读者，此后社区和个体对精神创伤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以及痊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