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与媒体立法化倾向反思

进入国家立法程序后的“醉驾入刑”评论

2010年4月28日，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这也意味着“醉驾入刑”有可能在国家层面进入人大的正式的立法程序。《新京报》2010年4月30日的社论对此表示支持，它是这样分析的：“酒驾者的违法行为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确实要严惩，但酒驾者与其他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人相比，主观恶性显然小得多。因此，仅以危害后果严重，就将两类不同恶性的犯罪人，处以同样的重罚乃至极刑，一是不符合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二是不符合平衡和公平原则，三是漠视了行为预测可能性的刑法精神。”不过，社论又认为：“即便如此，又不得不承认，如果还仅以交通肇事罪处罚那些酒驾致重大事故的人，不仅因处罚过轻不利于惩前毖后，也会在刑事司法政策上，误导少数人肆无忌惮地酒后驾驶。鉴于此，国家有必要调整刑法的尺度，将‘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具有共性的规定提取出来，设立独立的‘危险驾驶罪’。”还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设立危险驾驶罪，既符合现实的需要，也是使刑法更加完善和平衡的需要。如果能在具体标准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确定罪状与罪责，将不仅是宣传文明驾驶的好机会，也可以成为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典范。”[3]这一阶段《法制日报》关于醉酒驾驶入罪的评论中，也有人提出“醉驾”立法化是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4]不过，此时《法制日报》也还是发表了与大多数人所赞成的“醉驾入刑”的主流舆论观点相反的意见。[5]

2010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草案，其中“醉酒驾驶”被定为犯罪引起各方关注。针对草案规定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的内容，有代表建议应减少“醉驾”限定条件，删除“情节恶劣”表述，并强调“无论该行为是否存在恶劣情节，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对此，《法制日报》专门围绕“醉驾规定‘情节恶劣’是不是画蛇添足”这一问题展开辩论。[6]同时展现了双方的观点。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将“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行为入刑定罪。《新京报》2010年12月29日发表韩涵的《“醉驾入刑”处罚过重吗》的文章对一些质疑的声音，如“‘醉驾入刑’的处罚过重、‘什么是醉驾’难以认定”等不同意见进行针对性的回应。

《人民日报》关于酒驾的评论比较少，宋伟的《酒驾者为何敢上路》[7]，认为公众教育的缺失、缺少社会公德和违法成本低是“醉驾”产生的根源。《人民日报》评论并未涉及“醉驾入刑”的具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