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摘要：本文以《卫报》利比亚战争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研究样本的内容分析，试图探讨在当代国际干涉的战争中，媒体是如何建构战争的合法性。通过分析《卫报》建构对这场战争“合法性”的内容建构，本文发现《卫报》在建构战争“合法性”的过程中，客观公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观被弱化，而政治价值观以及人文价值观被强化，需要警惕这样的价值观念因为其具有的普适性而被大众所接受。
关键词：利比亚战争;“合法性”;《卫报》;媒体建构
一、引 言
战争有其合法性吗?自二战以后，论及战争合法性，是指合法使用武力，其合法性来源于国际法中的规定，即《联合宪章》规定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三种例外的情形，即民族解放、安理会采取或授权的军事行动、自卫。也因为有这三个例外，在世界经历二次世界大战的伤痛而达成禁止武力的当代社会，多国主要是西方大国针对一国(地区)的军事干涉成为当前战争的一个特殊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合法性的宣传成为了重要的舆论导向，而媒体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生活在一个李普曼所谓的“拟态环境”中，媒体为大众建构了一个社会真实，大众以媒介真实为基础建构脑海中的世界图景，因此媒体也为我们建构了一场战争的“合法性”。在过去的2011年，利比亚战争成为距离我们时间最近的一次局部战争。这场因2011年2月16日在利比亚国内爆发的反对卡扎菲的游行示威演变而成的利比亚国内反对派、国外联军与卡扎菲政权的战争，联军将介入这场战争的行为宣称为一场合法的人道主义干涉。
本文以英国《卫报》为研究媒体，通过《卫报》官网，以“卡扎菲”(Gaddafi)为关键词搜集2011年2月16日至2011年10月20日刊在《卫报》报纸上的报道，共224篇。基于对224篇报道的内容分析，试图探讨当代国际干涉的战争中，媒体是如何建构战争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卫报》在建构战争“合法性”的过程中秉持的价值观念。
二、《卫报》利比亚战争“合法性”建构
通过报道主题与报道时间的交叉分析发现，在所有样本中，2月16日至3月19日，《卫报》的报道主题量居前三的分别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过暴力与非暴力方式维护权利统治、反对派的失利与求助国际社会、利比亚人民的苦难;3月20日至6月26日，居前三的报道主题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过暴力与非暴力方式维护权利统治、国际社会采取军事行动以及军事行动目标分析、利比亚人民的苦难;6月27日至10月21日，居前三的报道主题是卡扎菲的处境与出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过暴力与非暴力方式维护权利统治、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胜利，同时利比亚人民庆祝胜利、重建家园与之前两个阶段相比，也占据较大比例。从三个时间段的主要报道主题来看，《卫报》对这场人道主义干涉建构的逻辑是随利比亚动乱形势的发展而铺展的：卡扎菲政府在利比亚实施非人道行为，人民遭受苦难，因为保护平民是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道义，所以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干涉，最后的结果是，以卡扎菲政府倒台表明非人道行为被制止，人民庆祝胜利、重建家园。基于这个逻辑，《卫报》主要从三方面来建构联军发起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建构一个负面的领导人形象——卡扎菲;建构一个合法的干涉目标——保护平民;建构一个有效的干涉结果。
(一)建构一个不合法的领导人——卡扎菲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人类在面对一场冲突的时候,本能地会首先分出一个正反方来，就像孩子看电影，先要有一个概念，分出好人坏人，然后带着感情和倾向去继续下面的观看。在建构这场人道主义战争的重头戏码中，《卫报》首先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不合法的战争反方，并且这个反方被简化为个人——卡扎菲。在本文选取的样本中，对于战争的双方，反对派和联军的称呼分别是反对派(rebels)和北约(NTO)、联军(allies)，战争的另一方不是利比亚政府，而是卡扎菲或者是卡扎菲政府、卡扎菲军队。
《卫报》所建构的卡扎菲完全是一个施害者的形象。在本文选取的样本中，仅有2篇报道认为卡扎菲是受害者，有8篇报道认为卡扎菲即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而有151篇的报道将卡扎菲定位于一个施害者的角色。对于这个施害者，《卫报》分别为其贴上了“独裁者”与“残暴”、“大屠杀”的标签。当“独裁者”这样的标签与“民主”、“自由”词语同时出现时，对于秉持民主观念的西方受众而言，冲击不言而喻，这不仅是对他们价值观的一种撞击，同时也唤醒了他们对于独裁者的恐怖想象，尤其当报道将卡扎菲与希特勒、萨达姆等独裁者联系在一起时，这种唤醒在现今世界将加深他们对于卡扎菲的恐怖想象，而忽略了对于这位卡扎菲的先前统治、利比亚人民在动乱前的生活的理性追溯。当“独裁者”与“残暴”、“大屠杀”一起出现时，对于受众而言，则只是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们的固守：独裁者必然是残暴的，卡扎菲是残暴的独裁者。
而《卫报》对于卡扎菲具体的独裁行为与残暴行为也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以此对卡扎菲的角色塑造做一个充实，更为具象化地建构一个独裁而残暴的不合法领导人。在223篇报道中，共有161篇报道涉及卡扎菲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除了3篇涉及卡扎菲的政绩，其余158篇都是关于卡扎菲的负面行为，在报道涉及的17种行为中，比例最高的行为是向平民派遣军队与使用重型武器，在161篇报道中占37.9%。凸显卡扎菲向平民派遣军队与使用重型武器，以此为我们传递卡扎菲发起针对平民的战争的这层信息。军队与重型武器作为军事力量，当其被投入使用于一场军事行动时，最古老的战争法则规定，仅限于针对武装部队，不得攻击和杀害平民。因此，卡扎菲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同时，《卫报》建构的卡扎菲行为不仅从法律层面上是不合法的，从道德层面上来说，也是不人道的，除了向平民发动战争，还涉及性虐待、虐待记者、虐囚、恐怖活动、使用国外雇佣军、切断平民生存与救援渠道等行为。
(二)建构一个合法的干涉目标——保护平民
战争目标是体现战争合法性的首要前提。“和其它宣传内容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战争目标的宣传是跨国政治行动的催化剂。”作为施害者的卡扎菲，其主要施害对象是手无寸铁的利比亚平民，而这也成为国际社会进行干涉的主要原因，而保护平民也成为国际社会进行干涉时取得舆论支持的主要武器。最古老的战争法规则以及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法规都对战争中的平民保护做出过规定，尤其是在卢旺达大屠杀后，国际社会形成了一个保护平民的新原则——保护责任原则(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又称R2P)。在保护责任原则的作用下，保护平民成为国际社会发起军事干涉的一个合法目标。《卫报》在建构这一合法目标中，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利比亚人民的苦难建构;第二个方面，通过主题的设置，凸显战争是最后的干涉手段。
在将卡扎菲定位为施害者角色的同时，《卫报》建构的受害者角色主要是手无寸铁的利比亚平民，在159篇涉及卡扎菲是施害者的报道中，有84.8%的报道呈现的受害者是利比亚手无寸铁的平民。建构了受害者角色后，《卫报》进一步建构了受害者的反应。在涉及受害者反应的75篇报道中，有45篇呈现的是受害者的恐惧与无助，并且在2月16日至3月19日，在17篇涉及受害者反应的报道中，有13篇呈现的是受害者的恐惧与无助。通过对受害者角色与反应的建构，《卫报》为保护平民这一干涉目标铺垫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手无寸铁的平民受到来自卡扎菲的战争行为，他们显得无助而恐惧。正因为利比亚人民的苦难，国际社会因为必须担负保护责任，所以介入干涉义不容辞。结合《卫报》对国际社会介入利比亚动乱的报道来看，国际干涉的过程是：首先进行军事行动以外的发表谴责、经济封锁等干涉，从3月20日到6月26日，军事行动成为主要干涉途径，从6月27日到10月21日，军事干涉与其它干涉途径同时实施。
如前文对于报道主题的分析中指出的，在国际社会进行军事行动前，2月16日至3月19日这段时期内，《卫报》的报道主题量居前三的分别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过暴力与非暴力方式维护权利统治、反对派的失利与求助国际社会、利比亚人民的苦难，这三个主题集中体现了利比亚人民受到卡扎菲的迫害，遭受着极大的苦难，而且利比亚国内对抗卡扎菲的反对派武装力量薄弱，卡扎菲的施害行为无法得到阻止，如果国际社会不及时实施更为有效的干涉方式即军事行动，利比亚的人道灾难将愈加严重，因此军事手段成为最后的干涉方式。
(三)建构一个有效的人道干涉结果
在前文已经过统计得到结果，在6月27日至10月21日，居前三的报道主题是卡扎菲的处境与出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过暴力与非暴力方式维护权利统治、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胜利，同时利比亚人民庆祝胜利、重建家园与之前两个阶段相比，也占据较大比例。同时，在这一阶段，《卫报》以完全导向支持卡扎菲下台的立场上。
因此，在经历了一个军事行动为主、其它途径兼行的人道干涉之后，卡扎菲政府倒台、利比亚人民庆祝胜利并重建家园、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在与卡扎菲的军事抗衡中取得胜利、国际舆论的支持尤其是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卡扎菲政府不具合法性的声明，这些都指向一个干涉的结果——有效阻止并且终止了卡扎菲及其支持者对平民施与的的不合法、非人道行为。
对于这场干涉取得的正面效果，可以从《卫报》在卡扎菲死后的一篇报道中更为直接地看到：“But die he did. And after all the waiting, the killing and the tears, the wheel of history turned inexorably, and all who watched knew it would never turn back. The Arab spring had claimed another infamous scalp. The risky western intervention had worked. And Libya was liberated at last. ”（他真的死亡了。在所有的等待、杀戮和眼泪中，历史的车轮无情地转向，人们所知道的是历史将不再重演。阿拉伯之春中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角色倒下了，西方社会冒险式的干涉得以奏效，利比亚最后获得了自由。）这就是《卫报》最后为我们建构的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一场人道主义干涉，在长达7个月之后，最初的那位向人民施与反人类行为的领导人和他的统治在人民的欢呼中以死亡的方式终止了，随之结束的是人民的苦难，利比亚获得解放——一个有效的人道干涉结果。
三、战争“合法性”建构与西方媒体的价值观
(一)新闻价值观在战争“合法性”建构中的弱化
在利比亚战争中，《卫报》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为大众建构了这场军事干涉的“合法性”，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在这场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西方媒体自居的客观公正被其强烈的倾向性弱化，在这次的利比亚战争报道中，《卫报》对于联军军事行动的支持、对于卡扎菲的负面态度体现了其与英国政府的口径一致。“西方媒体素以公正客观自居，但是，这种公正客观实质上是报道形式上的公正客观，这种形式上的客观公正往往掩饰了其主题的偏狭，甚至谎言。”事实上，在战争报道中，西方国家的媒体存在着一种惯用的模式，这个模式随形势的发展而分阶段发展：第一阶段是渲染战争不可避免的危机;第二阶段是妖魔化对方领导人;第三阶段是妖魔化对方国家人民;第四阶段是渲染对方的暴行。而在《卫报》对于这场战争合法性的建构中，也基本延续了这种报道模式，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的报道模式，也是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战争报道中被弱化。
(二)媒体的政治观念在战争“合法性”建构中的显现
在《卫报》建构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过程中，主要是将国际社会的干涉尤其是军事干涉视为一场“人道主义干涉”，而人道主义干涉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人权与主权的冲突。在西方国家实施人道主义干涉过程中，对于人权与主权的考量更多的是道德层面上进行的，秉持人权的普适性，其核心价值是“人权高于主权”，这也是西方国家认为一个人道主义干涉行为合法的基本假设。“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在《卫报》的报道中也始终贯穿，建构一个不合法的卡扎菲、建构保护平民这样一个合法的目标、建构一个利比亚平民获得自由这样一个有效的干涉结果，《卫报》始终将人权放置在了第一位。虽然在这过程中有几篇报道为体现客观公正，也报道了战争目标指向卡扎菲是否正确的讨论，体现了其对于人权是否高于主权的思想“斗争”，但是支持卡扎菲下台的态度依然在《卫报》报道中占主流。有学者指出，自冷战后，人权已经成为了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中的支配性话语。而在这场利比亚“人道主义干涉“战争中，这种西方国家的政治话语也成为了媒体的主流价值观念。
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之后，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争中，人道主义干涉俨然已日益成为当今世界使用广泛的国际政治行为，从2011年延续到2012年的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动乱，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人道”的干涉下主权受到侵蚀与制约，动摇着传统的国际关系秩序基础。在西方主流媒体依然占据世界舆论高地的形势下，这种渗透着西方价值观的人道主义干涉通过西方媒体的建构影响着大众对于战争的认知。从《卫报》为我们建构的这场人道主义干涉战争的“合法性”中，可以看到西方媒体标榜的客观公正、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让位于政治价值观，成为配合政府宣传的舆论引导者。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不同于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所引起的国际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西方媒体、西方读者对于这次西方联军的利比亚军事行动，反对声相对较少，这一方面可能是舆论引导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一场被贴上“人道”标签的干涉中，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关怀价值被唤醒，因此，在建构利比亚战争的“合法性”过程中，西方媒体不仅是配合政府宣传，也是在履行人文关怀思想主导下的社会责任。而西方媒体在战争报道尤其是建构战争“合法性”过程中渗透的这种多重价值观念尤其是普世人权、人文关怀，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因为很有可能，我们会认同这种合法性而失去了反对的声音、反思的力量。
(本文是上海社科项目：“上海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框架选择及范式创新”(D10-0114-07-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赵士林，男，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黄柳叶，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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