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合法性”与媒体建构

《卫报》所建构的卡扎菲完全是一个施害者的形象。在本文选取的样本中，仅有2篇报道认为卡扎菲是受害者，有8篇报道认为卡扎菲即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而有151篇的报道将卡扎菲定位于一个施害者的角色。对于这个施害者，《卫报》分别为其贴上了“独裁者”与“残暴”、“大屠杀”的标签。当“独裁者”这样的标签与“民主”、“自由”词语同时出现时，对于秉持民主观念的西方受众而言，冲击不言而喻，这不仅是对他们价值观的一种撞击，同时也唤醒了他们对于独裁者的恐怖想象，尤其当报道将卡扎菲与希特勒、萨达姆等独裁者联系在一起时，这种唤醒在现今世界将加深他们对于卡扎菲的恐怖想象，而忽略了对于这位卡扎菲的先前统治、利比亚人民在动乱前的生活的理性追溯。当“独裁者”与“残暴”、“大屠杀”一起出现时，对于受众而言，则只是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们的固守：独裁者必然是残暴的，卡扎菲是残暴的独裁者。

而《卫报》对于卡扎菲具体的独裁行为与残暴行为也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以此对卡扎菲的角色塑造做一个充实，更为具象化地建构一个独裁而残暴的不合法领导人。在223篇报道中，共有161篇报道涉及卡扎菲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除了3篇涉及卡扎菲的政绩，其余158篇都是关于卡扎菲的负面行为，在报道涉及的17种行为中，比例最高的行为是向平民派遣军队与使用重型武器，在161篇报道中占37.9%。凸显卡扎菲向平民派遣军队与使用重型武器，以此为我们传递卡扎菲发起针对平民的战争的这层信息。军队与重型武器作为军事力量，当其被投入使用于一场军事行动时，最古老的战争法则规定，仅限于针对武装部队，不得攻击和杀害平民。因此，卡扎菲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同时，《卫报》建构的卡扎菲行为不仅从法律层面上是不合法的，从道德层面上来说，也是不人道的，除了向平民发动战争，还涉及性虐待、虐待记者、虐囚、恐怖活动、使用国外雇佣军、切断平民生存与救援渠道等行为。

(二)建构一个合法的干涉目标——保护平民

战争目标是体现战争合法性的首要前提。“和其它宣传内容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战争目标的宣传是跨国政治行动的催化剂。”作为施害者的卡扎菲，其主要施害对象是手无寸铁的利比亚平民，而这也成为国际社会进行干涉的主要原因，而保护平民也成为国际社会进行干涉时取得舆论支持的主要武器。最古老的战争法规则以及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法规都对战争中的平民保护做出过规定，尤其是在卢旺达大屠杀后，国际社会形成了一个保护平民的新原则——保护责任原则(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又称R2P)。在保护责任原则的作用下，保护平民成为国际社会发起军事干涉的一个合法目标。《卫报》在建构这一合法目标中，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利比亚人民的苦难建构;第二个方面，通过主题的设置，凸显战争是最后的干涉手段。

在将卡扎菲定位为施害者角色的同时，《卫报》建构的受害者角色主要是手无寸铁的利比亚平民，在159篇涉及卡扎菲是施害者的报道中，有84.8%的报道呈现的受害者是利比亚手无寸铁的平民。建构了受害者角色后，《卫报》进一步建构了受害者的反应。在涉及受害者反应的75篇报道中，有45篇呈现的是受害者的恐惧与无助，并且在2月16日至3月19日，在17篇涉及受害者反应的报道中，有13篇呈现的是受害者的恐惧与无助。通过对受害者角色与反应的建构，《卫报》为保护平民这一干涉目标铺垫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手无寸铁的平民受到来自卡扎菲的战争行为，他们显得无助而恐惧。正因为利比亚人民的苦难，国际社会因为必须担负保护责任，所以介入干涉义不容辞。结合《卫报》对国际社会介入利比亚动乱的报道来看，国际干涉的过程是：首先进行军事行动以外的发表谴责、经济封锁等干涉，从3月20日到6月26日，军事行动成为主要干涉途径，从6月27日到10月21日，军事干涉与其它干涉途径同时实施。

如前文对于报道主题的分析中指出的，在国际社会进行军事行动前，2月16日至3月19日这段时期内，《卫报》的报道主题量居前三的分别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过暴力与非暴力方式维护权利统治、反对派的失利与求助国际社会、利比亚人民的苦难，这三个主题集中体现了利比亚人民受到卡扎菲的迫害，遭受着极大的苦难，而且利比亚国内对抗卡扎菲的反对派武装力量薄弱，卡扎菲的施害行为无法得到阻止，如果国际社会不及时实施更为有效的干涉方式即军事行动，利比亚的人道灾难将愈加严重，因此军事手段成为最后的干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