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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和反思 面对自媒体的挑战,公众媒体并非没有省思。比如广电总局已经出台的“限娱令”中,要求卫视在黄金时间必须保证三档以上的新闻节目;比如央视新出台的栏目评价体系,将引导力、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权重加到95%……那么,究竟怎样的改变才能直抵问题的核心?在新的传播模式下,究竟怎样重建公众媒体的舆论引导力?笔者以为,对话和反思应该是其中的核心要义。 1.以对话的开放姿态,重建公众媒体的话语体系。 在这里,对话指的是一种媒体姿态,它包括开放、平等、互动、分享。应该说,自媒体开放共享的话语系统给了公众媒体很好的启发。公众媒体应以对话的姿态,从三个维度重建其话语体系,以强化舆论传播力。 首先,公众媒体要和自媒体对话,不仅要融合自媒体的传播渠道,还要融合自媒体复合式的信息流转方式。在2011年8月发生的英国骚乱中,自媒体社交网络在初期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月8日,一段痛骂骚乱者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这段名为“哈克尼的女英雄”的视频由《每日电讯报》的记者用手机拍摄。之后,社交网络在公众媒体的推动下迅速扭转了舆论方向。在社交网络上,有近百万人加入了“支持伦敦都市警察制止骚乱者”的小组,社交网络被用来动员民众制止骚乱、上街清理街道、协助警方寻找犯罪嫌疑人。 其次,公众媒体要和民众对话,通过公众媒体的传播和自媒体的传导,打通两个舆论场。公众媒体既要强化专业的舆情分析,从民众关注点和情感诉求中寻找传播的巧妙构思,还要培养“意见领袖”,推动民众积极参与对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的信息提供和观点交流,以形成共识。即使暂时没有形成共识,但这种讨论造就了社会声音的多样性,使两个“拟态环境”相互印证,从而增进人们对议题的理解和对媒体的信任。 再次,公众媒体要和政府对话,使公众媒体和政府在主流价值观和对传播规律的认知上保持一致,以有效地引导公众舆论。要借助自媒体技术能力@政府部门,将政府信息公开纳入到公众媒体的新闻传播中,更要搭建平台,促成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对话。再以伦敦骚乱为例,由于“英国的主流媒体在重大价值观上能与政府保持一致”,所以英国政府在处置骚乱时并没有向社交网络上煽动性的过激言论妥协。他们一方面通过主流媒体提供的大量新闻事实来说明对骚乱定性的正确及民众对骚乱的普遍反感;另一方面还开设媒体和网络平台,引导公众舆论,如电视台邀请政府官员和民众就社交网络管制等问题展开辩论。 2.以反思的专业精神,回归公众媒体的价值本位。 真实、独立、深入是公众媒体公信力构成的核心要件,也是其价值所在,但它必须依托于反思的专业精神。在目前的传播模式下,很多公共事件都依循网络爆料、传统媒体报道初步放大、网络进一步形成热议、传统媒体进一步跟进,并最终循环成焦点问题的模式。其中,传统媒体、公众意见的参与和放大,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面对多元纷呈、真假难辨的网络语言,就需要公众媒体以反思的专业精神,深入采访、多方求证、厘清成见,为受众提供事实的真相,最大限度地阻遏群体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免对媒介的公信力构成伤害。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说,“一个理性的深度报道,是要把矛盾各方的合理性和无理性全摆出来,让公众做出是非判断。否则会误导公众的情绪。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知道所做的报道怎样才能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甚至是全人类有利。” 2011年10月5日,美国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去世,中国似乎也被莫名的哀伤笼罩。媒体头版清一色变成了乔布斯专号,哀悼的微博被海量转发。在这两个“拟态环境”里,乔布斯俨然成了中国万众顶礼膜拜的偶像。但是,就在公众媒体引领民众争先恐后地表达对乔布斯敬意的时候,苹果的另一面却被媒体屏蔽了起来。2011年初,环保组织在一份《苹果的另一面——污染在黑幕下蔓延》的报告中,揭示了苹果在华供应链存在的污染和毒害,但值得反躬自问的是,这份报告一直没有进入公众媒体的视域,而是一如既往地跟着经常在微博上出没的苹果粉或时尚达人“且歌且舞”。 其实,类似需要媒体反思的案例并不少见。如对正面报道的“用力过猛”,对引起愤怒、调笑、欲望等感官刺激类题材的过度消费,对网络事件“成见式”断章取义的一哄而上等等。因此,对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如何重新认识公众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亟需媒体的重视和反思。 当然,在自媒体的信息控制被弱化以后,难免谣言滋生,尽管其话语权的开放意味着本身具有一定的信息纠错能力,可对舆论走向进行纠偏,但由于自媒体的传播方式易让成见加深、情绪激化,事实上增加了纠偏的难度。因此,更需要公众媒体以理性的反思精神,重塑公众媒体的核心价值。 究竟是公众媒体受制于自媒体还是因自媒体而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媒体的勃兴给公众媒体如何在迷失中归位,重塑其媒体公信力和舆论传播力提出了挑战,同时这种挑战也形成了“倒逼”,让公众媒体通过话语体系的重建和价值本位的回归,有效提高公众媒体的公信力,在引导主流舆论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作者单位:杭州文广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