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舆论监督的法文化思考

舆论监督窘境的法文化反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的民主、法制意识大大增强，民意表达愈来愈主动和强烈，社会舆情日益复杂，公众的自我维权意识、法律意识也大为提高。在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十几年来新闻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日益交织，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状况。概括起来，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新闻媒体因侵犯公民个人或机构（包括政府机关与工作人员）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的案件有所增长；二是新闻媒体在司法审判相关报道中，与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的纠纷不断增加；三是新闻媒体在对待重大社会热点事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争议性案件的审理过程及其社会反响等报道中，如何把握尺度，如何对社会舆情予以合理引导，避免过度炒作激化社会矛盾，越来越成为突出的问题。

按理说，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与重要舆论阵地，其宣传报道的宗旨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更应当受到行政和司法的保护，但具体到地方，现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比如，某些地方行政部门常常阻挠、干涉新闻媒体采访报道乃至侵犯记者的人身权，如2008年１月就曾发生东北某县警方到《法制日报》所属单位抓记者的事件，原因是该记者写了一篇批评该县主要负责人的报道，被认为有诽谤罪嫌疑。另外，有个别新闻媒体以维护社会正义的名义报道正在审理的案件，有时滥用舆论监督权。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指出：“如同国家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只有在适当的法律和制度范围内才会最合理、最有秩序地进行。”因此，应明确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媒体新闻报道权、舆论监督权之间的法理逻辑，公民侵犯媒体独立报道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侵犯自身的权利；而保障新闻媒体独立的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就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政权和监督权；而对新闻媒体来说，舆论监督权的行使，亦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媒体人从法律文化传统的视角分析认为，传统的法律文化既与我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为长者讳”、“家丑不可外扬”的伦理心态有关，又与我国历朝历代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高度重合的传统相关。对媒体的轻视甚至蔑视，表面上源于行政权可以管制媒体，深层上反映的是对民意、民情的合理传播渠道缺乏法律精神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