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柴静如何“看见”
——对话央视综合频道“看见”栏目主持人柴静
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于2011年末在某论坛上以“记者如何看见”为主题的演讲，我们随手就可以拎出十几个精彩小标题，足见其对记者职业感悟之真切，功力之深厚。随即，某个傍晚的咖啡馆，记者与柴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文/耿欣 蒋玉鼐
大学时，柴静在日记中写下“我渴望呆在最寂静的角落里，被最热烈的声音包围。”
19岁在湖南长沙主持电台节目“夜色温柔”，拥有了第一批粉丝。
22岁只身来北京进修电视编辑，这个有些桀骜不驯的女孩被时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相中领进央视。
2003年春天，电视上的柴静因冒死深入非典一线采访而走红全国。
此后，在“新闻调查”“面对面”等调查性报道和高端人物访谈中，柴静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她的犀利和敏锐、坚定与坚持、冷静客观而又锋芒毕露的个人风格，深得观众的信任与喜爱，也得到年轻记者的欣赏与认同。
从2011年8月起，柴静入主央视一套“看见”周末版人物采访专栏，有些回到“夜色温柔”时期的感觉，没有了对抗与争辩，多了份淡然与承担。节目已经采访播出了姚晨、李阳、药家鑫父母、卖羊肉串捐资助学的阿里木、齐云山挑山工汪美红，以及留学生刺母、自贡拦路救狗等事件主角。
“看见”是一个打破概念模式的节目
你对“看见”有什么样的认识与理解，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去做的题目，在报道选题方面有没有什么偏向？
柴静：我的理解是，“看见”还在思路成形的阶段，但从我们已经做过的节目来看，有一部分是对热点人物或热点事件的进入。网络时代，尤其是有微博之后，信息传播非常快也非常短，很容易跨越事实直接进入评论环节，成见很容易形成，偏见也很容易加深，而且这种社会情绪会因互联网而加快加重。
我们做“看见”是想沉浸并呈现更多事实，让双方置身于对方立场上，感受对方经历的事，而不要急着去评判别人。与其去谈特别宏大的概念，不如从小人物和小故事说起，从大众文化入手，从最熟悉的地方做一个切面，才有可能撬动有千百年根基的桩子。回过头来看，这也是我自己拔掉很多桩子的过程。我也会对人物有一些预设，这时候就会提醒自己，还想知道什么，这是我切入人物的一个出发点，也是一个核心价值。我们也会做卖羊肉串捐资助学的阿里木、齐云山挑山工汪美红这样非常普通的人，这是我们的使命，是央视一套的需求。
一方面我们对热点事件中的人物很容易臧否，另一方面对于底层的小人物要么过高颂扬、符号化，要么不屑一顾。“看见”是一个打破概念模式的节目，我们要真正进入他的生活，甚至不去强调“平视”这种概念，而是浸泡进他的生活，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反映。
在做同题报道时会参考其他媒体的报道吗？会不会有“炒冷饭”的感觉，比较难以突破，或者难以找到新的切入点？
柴静：每个同行关于同一人物的报道我都会看，里面只要有一点小小的生活滋味，我就会提炼出来，这很有价值。
刻意求新是记者的一个障碍，千万别在做一个报道之前，尤其是在已经被做过一万遍的人物上要求与众不同，这个想法很危险。我们要做的恰恰是寻常，而不是猎奇。我们做阿里木和汪美红，实际上最后的不同正是因为特别寻常。可能之前的报道把汪美红拔高了，用她女儿的话是“神化”了，而我们恰恰是把这个概念去掉之后，把她放到寻常情理中来揣摩。我们做阿里木跟妻子之间的爱情，他想扮演大男子主义，把老婆得罪以后又想哄，特美好，特真实。
我很赞同托尔斯泰的话，你不要试图去美化人物，但是要深化，深化就是现实摆在面前，你不要做任何粉饰，但你可以对现实进行逐个层面地不断解剖和深入，只有深入才能有丰富的抵达。
如果遇到不善言辞或者不愿意开口的采访对象，你怎么去引导他开口？
柴静：不善言辞就是一个状态，不善言辞的人要通过他的动作、他的声音去辨识。在汪美红那期节目中，正因为她的不善言辞和不动声色，她那一点细微得几乎听不见的叹息才显得那么令人触动。成熟的人应该有成熟的表达，我不希望汪美红觉得媒体在渲染她，但也不要刻意去抹掉一些东西，就是如她所愿，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
你认为人物报道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柴静：自己的局限就是节目的局限，尤其是记者作为第一责任人，大部分工作要靠采访来完成。当然完成不好片子也能成立，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弥补，但是你的内心知道不足，就像揉面一样，你没有把那个人的心真的揉出劲道来。
我看电视时不会觉得那个是我，就觉得这是个记者在采访。看药家鑫那期节目时我忘了那是我，我甚至觉得这个片子好新鲜，就好像我从来没有采访过，第一次去感受这段人生，我看的时候也掉眼泪了，所以我知道药家鑫那期节目是做得不错的。但看李阳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没有忘记那是我，我会觉得有点紧张，那么这个节目一定有问题。
节目中你与李阳有点对抗的对话，其实也是一个看点，是对人物真实状态的一种表现。
柴静：是的，可能对观众来说那段是有意义的。我仅仅针对我自己，不是不可以那样表现，而是可以表现得更好，就像一桶水，你可以不晃荡，但你脚底下不稳，水花四溅。有价值观的人从来不会把价值观当成武器，甚至不会当成盾牌，我并没有拿武器去攻击他，但我拿盾牌了，这就是一个问题。
你在博客中和观众有很多互动交流，记者是不是会身不由己地介入到他所报道的事件中？记者在节目中应当起到的什么样的作用？
柴静：任何一个人物做好了都对社会有正面积极引导的作用，包括留学生刺母。看上去是一个孩子刺伤自己母亲而受到巨大非议，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因为家族遗传而得病，他既不自知也得不到援助，最后导致悲剧发生。节目播出之后，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同样际遇的家庭给我写信，他们给我发短信说已经建立了一个论坛，我想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但是不要把建设性当成负担，每次做节目都要求自己有所建设，这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节目走不远，也很容易扭曲对事实的看法。记者在节目中起到的作用，应当是非常沉静地呈现现实。
我在博客里写是因为除记者之外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不可能对那些向我求助的人完全冷漠，我是作为一个人去做一些事，这跟我的记者身份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你写博客是节目宣传的要求，还是你自己的一种主动行为？
柴静：我这个习惯有好多年了，在做“新闻调查”和“面对面”的时候就在写，不过做“看见”之后更密集了，基本上每期都有。
河流拐弯的时候，鱼特别多。“看见”这个阶段正好是工作比较激荡的时候，新的团队，新的平台，各方面迅速变化。而且我也处在人生的新阶段，生活中也有很多变化。各种交激共鸣在内心的作用力很大。
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读者关注我。因为“看见”的选题和“新闻调查”的选题相比，重大性或者耸动性没有那么强，这种平常的东西居然能够有这么多人回应，让我有点意外。可能我的经历就是大家的经历，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产生对寻常情理的需求。
好记者可以感受灵魂的深度
一些记者干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转行了，你觉得记者会有瓶颈期，或着遇到天花板吗？
柴静：制度性的障碍可能有，但记者不应该有瓶颈期，对我来说没有。
制度是对大多数人起激励或约束作用的一种体系。在美国，从普通记者到资深记者，再转做主持人到明星主持人，上升空间非常大，像丹·拉瑟和克朗凯特，他们同时兼任几个栏目的主编，对内容有很强的控制权。但是在目前国内的体制下，记者的上升通道还没有足够建立起来，真正在一线采访的记者，一茬一茬像割韭菜一样，越来越年轻，不少人准备不足。在一个社会刚打开门，迅速商业化，又没有建立起好的行业规则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新闻调查”的时候我希望一直做到老，现在我也这样希望，但不一定是电视记者。记者的这个职业，我觉得是终生的。
面对越来越多年轻记者的竞争，你会有压力吗？
柴静：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有陈大惠、王志、王利芬等一批采访能力很强的优秀记者，现在真正有志于电视采访的人不太多。我之所以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是我的职业乐趣。没有好的采访，就不能有好的评论，所以报道这一关非过不可。记者做到一定年限，再说要不要当主持人。
现在，我已经没有少年壮志的雄心了，不会要去跟法拉奇、华莱士比较，而是每完成一个节目，就要解决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把哪个形容词改掉，把哪句解说改得更好，哪个提问状态更合适。这样你有一点进步就有一点喜悦，而且你知道这个过程永不停止，这个喜悦也永无止境。
你认为一名优秀记者要具备哪些条件？请给年轻记者一些建议。
柴静：只要有欲望就行。当然不是要成名或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是你有没有非认识生活不可的那个劲儿。
在我看来何伟（彼得·海斯勒，《纽约客》记者，独立作家，《行走中国》作者）就是好的记者。他写的东西没有激愤，也没有太多评判，他给予每一个人尊严和理解力。就像何伟所说，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作家。作家可以听到人们忽视的声音，看到人们视而不见的现实，可以感受灵魂的深度，然后再去把每一个人物还原，嵌到现实当中，去理解现实的必然因果。好记者应该有这样的能力。
我想要的是生命的不断完善
你19岁时在湖南主持夜间电台节目“夜色温柔”，那个节目很成功，当时怎么会舍下一切来北京从头开始呢？
柴静：因为成名本来就不是我的追求。我看了大学时候的日记，中间写过一句，罗斯福总统说过一句话：“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能大声说出来，你就能够得到它。”然后我就问自己，我想要什么呢。那时候我还没做“夜色温柔”，我说好多同学想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生命的不断完善。其实，离开长沙来北京，也是这个动力，其他东西都是浮云。
那从主持人到记者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过程吗？
柴静：做“24小时”的时候，我提过一个概念，主播不是主要播音员的意思，主播是坐在主播台上的记者。
坐在主播台上，不是因为我要重复一天的信息，而是要问此时此刻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我要拿到的必须是我未知的东西。以前都是连线前方记者，而我要求在主播台上发问。
第一天报道的是上海钓鱼案，在节目开始前半小时我还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那时候当事人还不能出来接受访问。我跟宣传部的人说，你必须告诉我你能告诉我的最新消息，任何消息都可以。然后我迅速写成稿子，说这是我五分钟之前知道的消息。为了完成这个采访，我没有时间再去备稿，也不看提词器，我不知道提词器应该怎么用。
有一期我的搭档邱启明感冒，咳嗽得很厉害，我发现他咳得不行了，就直接把他的稿子拿过来对观众说：“让启明咳会儿吧，我来替他播。”外面导播也不知道，大家手忙脚乱地把镜头切过来。事后有同事问我，你连稿子是什么内容都不知道就敢播。我说观众是理解我的，他知道你刚刚拿过稿子来，不会要求你像水银泻地一样流利，就算不记得了，看一眼，待一会儿再说，观众都能理解。对于观众，你别害怕他，也别讨好他。
做直播的感觉其实挺过瘾的，直播比录播更能建立跟观众的关系。我现在做“看见”，更多地是建立跟访问者的关系，但是做直播的时候是完完全全跟观众同在，你能感觉到他。
从调查性报道到人物访谈，这两种报道形式之间有没有共通之处？
柴静：有。对我来说任何形式的报道都是认识真实的途径。有时候我们做人物报道也像调查性报道一样，是有问号然后不断打开的过程。所谓调查就是不断遇到障碍，不断突破的过程，调查性报道不一定是针对公权力，针对腐败，人物报道也是调查性报道的一种。
其实我挺幸福的
你的第一本书《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出版到现在已经10年多了，现在还有出书的计划吗？要跟读者分享什么样的故事？
柴静：其实有一本书半年前就已经写完了，到现在还在改，是有关这十年的工作，还有就是关于陈虻。他的去世，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很大的动力。我写这本书就是重新认识陈虻。我要把他所有的资料再看一遍，去找那些我从来没听他说过的话，或者我没有理解的话，试图重新来描写他。我的描写不是因为他跟我有私人的情谊，而是这个人的灵魂值得认识。我希望比写《陈虻不死》的时候，情绪能沉静一点，事实多一些，就像我要做一个关于这个人的节目，我是在呈现他。
现在我经常碰到某个事儿就想到他的某个说法，然后有点恍然大悟。但我当时不明白，他倒也不强求我：“你这个人，说你也没用，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自己感悟去吧。”这样，他放弃了我，到后来已经不说我了。
我不知道如果他看到现在的我会骂什么，反正总能找到东西骂你，所以我们都躲着他走。他一看，“今天挺高兴是吗，你肯定没思考吧。”“不高兴是吗，世界没错你错了，说说你错在哪儿了，”然后训你一会儿。你说“对对对”，他说：“就对对对呀，我要说什么你都听懂了，那你肯定误解了我的意思。”就这样，把所有的姑娘都修理得泪流满面。
你在《陈虻不死》里写到，陈虻说成功的人不能幸福，因为太专注一件事，必须全力以赴，不要谋求幸福。
柴静：其实我挺幸福的，所以他可能会修正一下自己的看法。事实上他后来也修正了，他对我说过一句很温柔的话：“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应该快乐一点儿。”
他看到你不那么投入的时候，会用他的方式逼你；但是看到你过于投入的时候，他也会往外拉，告诉你不能太热爱工作了。实际上在拉拉扯扯之间，他希望我保持一个生命的平衡。陈虻最后一次见我时说：“你离幸福还早着呢！二十多岁，就你这个小资劲儿，到了三十多岁受了大的挫折，你才能平实。”我现在常常想起这句话，他说得对，挫折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全方位的体验，朋友、感情、家庭都有，我们都在走向平实的一个过程中。
来源： 《中国记者》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