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野下的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

□ 文/李 彬

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

刚刚过去的2011年有两个举国关注和纪念的日子：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和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年。如果说辛亥革命开启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开辟了现代中国的前行道路，从中华民族以及现代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角度看，更是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与此同时，2011年11月7日也迎来新华通讯社80周年的纪念日。当此时，特别是文化自觉意识日渐觉醒并进入党和国家战略层面之际，回顾新华社的峥嵘岁月就不仅具有例行的庆典意味，而更显现了耐人寻味的深远内涵。

日前得到《新闻业务》惠赠的“新华社建社80周年纪念特刊”，一气读完，愈发感怀不已，思绪翩跹。回望新华社名家名作，联想80年的光荣与梦想，以及共产党90年、辛亥革命一百年的天翻地覆慨而慷，崇仰与钦佩之情油然而生，瞻之在前，仰之弥高，就像编者王清颖借诗人歌德与阿赫玛托娃的诗句表达的“身于一个大事纷至沓来的慨叹与激情”。同时，何谓新闻？何谓记者？何谓新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与荣誉感？何谓新闻研究与教育的立足点？这些看似寻常的问题，在铅华洗尽、尘埃落定的名家名作前愈发彰显了恒久的意义。

新闻：历史的初稿

香港报人董桥说得好：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西方新闻界也有类似看法与说法，如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从新闻史上看，古今中外的一流记者无不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就像战地记者卡帕的名言所示——“你拍的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前线不够近”，或用一位前新华社记者的生动表述，记者要“弹在现实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上”（任贤良）。

80年来，新华社记者同所有中国记者一样，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在，亲历中国革命、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世界风云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以真切、鲜活、丰富、细腻的笔触记录现代中国的风雨历程，见证人类社会的世事沧桑，笔走风云，心系天下，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以黄昌禄及其报道为例。在海内外新闻界，黄昌禄一向以民族报道知名。新中国前三十年，他一直扎根云南、青海等地，报道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将民族报道作为终身事业。为了采访报道少数民族，他系统调查了许多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风俗，还努力学习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他在《民族情》一文里写道：

语言，真是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傣族兄弟见我这个远方来的记者竟能够用他们民族的语言互相交谈，便完全把我当做自己人了。他们争相邀请我住进他们的竹楼里，帮我制作了傣族服装，还给我取了个傣族名字——艾松……以后我每次到西双版纳，人们都不说“你又来了！”而是说：“你又回来了！”①

正是凭着这样的专业精神以及踏实过硬的专业功力，黄昌禄写下了一批反映少数民族翻身解放、走向新生的新闻佳作，同郭超人的百万农奴系列报道相映成辉。尤其是他“用5400多字就简要而生动地写出了苦聪人的历史性巨变”的名篇《苦聪人有了太阳》，更是笔力遒劲，情深意长，履行了一位人民记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也为世人留下可资信赖的一手信史。在这篇名作中，黄昌禄既以兰克所谓如史直书的专业态度，对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及其苦难做了细致入微的报道：

火，在苦聪人的生活中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但森林中没有火柴，要取火，得找一个晴天，把晒干了的芭蕉根放在地上，再用两根竹竿来回摩擦，要连续不停地摩擦半天，竹竿磨热了，迸出点火花，掉在芭蕉根上，才着起火。因此，当苦聪人搬家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把火种带走，他们出外狩猎和采集时，也必须留个人在家看守火种。有时，夜里刮起大风，把芭蕉叶的屋顶吹跑了，雨水落下来。全家人就用自己的身子去遮住火，不让雨水把它淋熄，哪怕身上烧起了泡，也不能离开。

同时又以饱蘸深情的笔触，对有关重大社会政治命题进行了富于洞见的思考:

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世界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命运。你们一定知道在北美洲的原始森林里，200年前本来住着一种红皮肤的印第安人，英、法、荷的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这块土地，残酷地屠杀他们。后来美国政府又派了一支人马去找寻他们，但这些人并不是去做好事，而是对印第安人进行穷追猛杀。最后，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几乎被消灭了。我们的苦聪兄弟，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他们不仅避免了印第安人的悲剧，而且正在以社会发展史上找不到的速度，追赶着先进的兄弟民族。

此类文字同《西藏木犁即将绝迹》（郭超人）、《通天河上的悲欢——一位藏族老艄公30年生活的变迁》（赵淮青）等新闻报道一样，点点滴滴地介入并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历史性变革，同时也以敏锐的洞察力切入并触及了学界孜孜求索的思想性命题。下面一段北京大学政治学者的精辟论断，同上述新闻报道可谓如出一辙、异曲同工：

正是“平等”这个概念所提供的正义原则，帮助中国乃至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争取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平等的背后是对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发自内心的尊重。②

为有源头活水来

无论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历史初稿以及思想命题，犹如一幅活灵活现的“清明上河图”。而这些新闻篇章之所以历久弥新，首先都在于记者及其报道“接地气”，同现实生活和亿万人民的社会历史实践息息相通，而这也正是中国新闻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传统。早在约七十年前的延安整风中，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的新闻业与新闻学就已确立了这一原则——实事求是，陆定一的著名新闻定义更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贯穿于新闻之中。

自此，新闻业就将这一原则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成为中国新闻人的座右铭。如今新闻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也是对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诸如华山在战争年代“跟战士一道没日没夜地行军、作战”，解放后在三门峡建设工地一呆五年，在林县断断续续住了十几年，写下报道红旗渠的《劈山太行侧》；穆青六访兰考、七下扶沟、八进辉县；黄昌禄三十多年行走于少数民族地区；冯东书走遍东西南北的偏远乡村……这些新华社记者的传奇，就已经足以说明一个貌似简单的道理：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吗，那么你就亲口尝一尝；你想了解事实、报道新闻吗，那么你就深入人民与现实生活，体味每天新鲜的太阳。

按说，这些道理属于尽人皆知的常识，教科书里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本不需要多费口舌。然而，不知何时起，诸如此类的常识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潮侵蚀下，被一点点消解，一层层解构，一步步变得模糊，混乱，甚至颠倒。仿佛不需要专业，不需要调查，不用讲政治，不用有文化，甚至不需要训练有素的记者，包括一百年前进士记者黄远生心仪的“四能”——能走、能想、能听、能写，而只需镇日宅在写字楼，上上电脑，玩玩手机，iPad这个，iPhone那个，一切不旋踵即可轻松自如“搞掂”。于是范敬宜自嘲打油诗里的新潮景观自然也就屡见不鲜，不足为怪了：

朝辞宾馆彩云间，

百里方圆一日还，

群众声音听不着，

小车已过万重山。③

面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重温前辈记者的新闻道路，尤其富有启发、警策和现实意义，如四十多年从事乡村报道的冯东书：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40余年间，冯东书的足迹踏遍祖国东西南北的山山水水：东到黑龙江省抚远县，南到海南省三亚市，西到新疆帕米尔高原脚下的乌恰县，北到黑龙江省漠河县，并对全国多数贫困地区进行过调查。④

新闻学的“走、转、改”

当下，新闻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正如火如荼，清风徐来，气象一新，好似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推动解放区新闻界转变“三风”——学风、党风、文风。受新闻界影响，学术界也在酝酿“走、转、改”。对此，新闻传播学是否更应该有所反思，有所作为呢？因为，新闻传播学一方面同新闻实践以及社会政治血肉相连，命魂相系，离开社会历史的新闻传播学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近一二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在取得突出进展之际⑤，也日益暴露若干不容忽略的隐患和值得反省的弊端。特别是脱离实际、游说无根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早已引起各方关注与诟病，就像当年病榻上的华山托人转告穆青的意见：

我和穆青都不是从研究新闻的定义和理论做起的……现在有些人搞新闻研究，是关起门来从定义出发进行研究的。新闻的定义和新闻理论是需要研究的，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实践更值得研究，应该从新闻实践来探讨新闻的理论，而不是相反。⑥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和学问，新闻传播学自有相对独立和超越的学术关怀与理论体系，不宜简单地、甚至庸俗地混同于经验式探讨，或曰“记者式研究”（黄旦）。但从“新闻实践来探讨新闻的理论，而不是相反”，对新闻传播学来说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二法门。就如这里所说的学术研究“走、转、改”，并不是让学者都像记者走基层那样，而是指走进丰富多样的新闻实践与社会历史，特别是将立足点转到中国问题与中国土壤，进而把握其现象，研究其问题，探究其规律，确立其话语。

反观新闻界的问题固然有社会大环境与自身小环境的原因，但新闻研究与教育的一些混乱乖谬也难辞其咎。既无实践经验，又无学科根基的“潮人”，口吐莲花，扰扰攘攘，更使新闻业与新闻学狼烟动地，尘土飞扬。深层次问题暂且不论，诸多乱象同延安整风时期的“三风”不无相似，大略说来，一是学风，一是文风。比如，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言必称希腊、言必称马列，现在流行的则是言必称美国、言必称西方，美国如何如何所以中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所以中国如何如何，几乎成为学界普遍的思维定势和话语逻辑——学习借鉴另当别论。再如，深受新自由主义熏染，原教旨市场万能意识也渗透于新闻学界，给新闻业造成有目共睹的创巨痛深。《文汇报》总编辑徐炯对“走、转、改”之症结的剖析，归根结底也涉及食洋不化的学风：

这些年，我们对媒体“商品性”的一面，对媒体运作管理“企业化”的一面，恐怕已经看得太重；而且恕我直言，恐怕也没有看懂。

比如把采写范围收缩到城市，放弃农村，据说是要重点服务城市读者，因为对于广告商，城市人群更有价值。又据说这样可以压缩采访成本，提高“投入产出比”。又比如对记者工作的考核，简单搬用“计件取酬制”。当记者开始算计自己的“成本”和“投入产出比”，“速战速决”、“跑量”，“不去远郊”，把现成材料简单改写甚至“扒网”，都在所难免。

文风问题同样触目皆是，泛滥成灾。当学界批评新闻媒体的党八股之时，殊不知不少研究也充斥着味同嚼蜡的陈词滥调。让人忧心的是，深受党八股、洋八股浸淫的年轻学子，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往往不屑一顾或略知皮毛，却动辄搬弄时髦理论、研究方法或宏大叙事，连篇累牍，言不及义。

众所周知，如同范长江、邓拓、穆青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新闻记者一样，甘惜分、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家，其文其学也无不实事求是，静水深流，浩浩然一派大家之象，堪为今日新闻传播学及其“走、转、改”的典范。与其言必称美国，言必称西方，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他乡当故乡，何如继承发扬这一脚踏实地的优良学统。而一旦扭转甚嚣尘上的不良学风与文风，像甘惜分先生念兹在兹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则不难发现现代中国及其新闻实践原有多少值得探究的学术话题，又蕴藏着多少珍贵的学术思想资源。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风云变幻，人文社会学科日渐显现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本意，对既往偏颇的反思和对未来道路的自省越来越成为学术思想界的普遍趋势。2004年设立的一年一度颇具影响的中国文化论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2008年度会议上，就集中反省了三十年来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⑦ 论坛编辑的年度报告“总序”，则重点阐释了意义深远的文化自觉：

可以用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这一命题来界定所谓“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而这一关切和思考不可能不涉及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寻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等领域的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

我们强调中国的变革有着自身的“独特的道路”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第一，中国是个古老的文明，又经历了现代的革命和30年的改革，中国的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于自身的传统与现实而展开变革与创新的过程，那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中曾经导致灾难，而且也会在现实中将中国的变革引向歧途；第二，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中国的变革一方面离不开向其他文化与社会的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开放中确立自身的自主性。所谓“和而不同”，表达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人们才能避免盲目的自卑与自大，真实地理解我们置身的这个多样性的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⑧

以新华社80年新闻人为代表的中国记者，在费正清所言“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已经创造了异常丰富而别开生面的新闻业绩，形成了一整套新闻实践、新闻思想、新闻体制、新闻传统等。我们的新闻传播学是不是有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归根结底还在于能不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此作出自己的思想建树，将如此丰厚的专业遗产化解为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学理与学统，并在世界确立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为学术共同体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在2011年中国文化论坛上围绕政体问题的发言谈到的观点：前人创造的历史功勋既是我们学术来源的根本所在，也给我们留下了如何解说它、化解它的学术命题。⑨倘能如此，则对中国、甚至对世界的新闻业和新闻学都将具有意义非凡的学术贡献，正如中国道路为人类社会开辟的前景与希望。（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节选版，全文收录于《光荣与梦想：“新华社80年历程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文集》）

【注释】

①　黄昌禄：《民族情》，载“新华社建社80周年纪念特刊（下）”，《新闻业务》2011年第43期，页48。

②　强世功：《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页144-171。

③　刘鉴强：《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范敬宜谈新闻记者的修养》，《新闻记者》2002年第6期。

④　万小广：《创作者永远是自学者——关于农村记者冯东书》，载“新华社建社80周年纪念特刊（下）”，《新闻业务》2011年第43期，页80。

⑤　参见丁柏铨《论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现代传播》2011年第6期。

⑥　穆青：《难忘华山》，《中国记者》1998年第9期。

⑦　详见苏力、陈春声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⑧　黄平主编：《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总序”，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⑨　圆桌会议《中国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26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