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野下的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

新闻学的“走、转、改”

当下，新闻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正如火如荼，清风徐来，气象一新，好似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推动解放区新闻界转变“三风”——学风、党风、文风。受新闻界影响，学术界也在酝酿“走、转、改”。对此，新闻传播学是否更应该有所反思，有所作为呢？因为，新闻传播学一方面同新闻实践以及社会政治血肉相连，命魂相系，离开社会历史的新闻传播学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近一二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在取得突出进展之际⑤，也日益暴露若干不容忽略的隐患和值得反省的弊端。特别是脱离实际、游说无根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早已引起各方关注与诟病，就像当年病榻上的华山托人转告穆青的意见：

我和穆青都不是从研究新闻的定义和理论做起的……现在有些人搞新闻研究，是关起门来从定义出发进行研究的。新闻的定义和新闻理论是需要研究的，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实践更值得研究，应该从新闻实践来探讨新闻的理论，而不是相反。⑥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和学问，新闻传播学自有相对独立和超越的学术关怀与理论体系，不宜简单地、甚至庸俗地混同于经验式探讨，或曰“记者式研究”（黄旦）。但从“新闻实践来探讨新闻的理论，而不是相反”，对新闻传播学来说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二法门。就如这里所说的学术研究“走、转、改”，并不是让学者都像记者走基层那样，而是指走进丰富多样的新闻实践与社会历史，特别是将立足点转到中国问题与中国土壤，进而把握其现象，研究其问题，探究其规律，确立其话语。

反观新闻界的问题固然有社会大环境与自身小环境的原因，但新闻研究与教育的一些混乱乖谬也难辞其咎。既无实践经验，又无学科根基的“潮人”，口吐莲花，扰扰攘攘，更使新闻业与新闻学狼烟动地，尘土飞扬。深层次问题暂且不论，诸多乱象同延安整风时期的“三风”不无相似，大略说来，一是学风，一是文风。比如，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言必称希腊、言必称马列，现在流行的则是言必称美国、言必称西方，美国如何如何所以中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所以中国如何如何，几乎成为学界普遍的思维定势和话语逻辑——学习借鉴另当别论。再如，深受新自由主义熏染，原教旨市场万能意识也渗透于新闻学界，给新闻业造成有目共睹的创巨痛深。《文汇报》总编辑徐炯对“走、转、改”之症结的剖析，归根结底也涉及食洋不化的学风：

这些年，我们对媒体“商品性”的一面，对媒体运作管理“企业化”的一面，恐怕已经看得太重；而且恕我直言，恐怕也没有看懂。

比如把采写范围收缩到城市，放弃农村，据说是要重点服务城市读者，因为对于广告商，城市人群更有价值。又据说这样可以压缩采访成本，提高“投入产出比”。又比如对记者工作的考核，简单搬用“计件取酬制”。当记者开始算计自己的“成本”和“投入产出比”，“速战速决”、“跑量”，“不去远郊”，把现成材料简单改写甚至“扒网”，都在所难免。

文风问题同样触目皆是，泛滥成灾。当学界批评新闻媒体的党八股之时，殊不知不少研究也充斥着味同嚼蜡的陈词滥调。让人忧心的是，深受党八股、洋八股浸淫的年轻学子，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往往不屑一顾或略知皮毛，却动辄搬弄时髦理论、研究方法或宏大叙事，连篇累牍，言不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