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野下的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

以黄昌禄及其报道为例。在海内外新闻界，黄昌禄一向以民族报道知名。新中国前三十年，他一直扎根云南、青海等地，报道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将民族报道作为终身事业。为了采访报道少数民族，他系统调查了许多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风俗，还努力学习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他在《民族情》一文里写道：

语言，真是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傣族兄弟见我这个远方来的记者竟能够用他们民族的语言互相交谈，便完全把我当做自己人了。他们争相邀请我住进他们的竹楼里，帮我制作了傣族服装，还给我取了个傣族名字——艾松……以后我每次到西双版纳，人们都不说“你又来了！”而是说：“你又回来了！”①

正是凭着这样的专业精神以及踏实过硬的专业功力，黄昌禄写下了一批反映少数民族翻身解放、走向新生的新闻佳作，同郭超人的百万农奴系列报道相映成辉。尤其是他“用5400多字就简要而生动地写出了苦聪人的历史性巨变”的名篇《苦聪人有了太阳》，更是笔力遒劲，情深意长，履行了一位人民记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也为世人留下可资信赖的一手信史。在这篇名作中，黄昌禄既以兰克所谓如史直书的专业态度，对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及其苦难做了细致入微的报道：

火，在苦聪人的生活中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但森林中没有火柴，要取火，得找一个晴天，把晒干了的芭蕉根放在地上，再用两根竹竿来回摩擦，要连续不停地摩擦半天，竹竿磨热了，迸出点火花，掉在芭蕉根上，才着起火。因此，当苦聪人搬家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把火种带走，他们出外狩猎和采集时，也必须留个人在家看守火种。有时，夜里刮起大风，把芭蕉叶的屋顶吹跑了，雨水落下来。全家人就用自己的身子去遮住火，不让雨水把它淋熄，哪怕身上烧起了泡，也不能离开。

同时又以饱蘸深情的笔触，对有关重大社会政治命题进行了富于洞见的思考:

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世界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命运。你们一定知道在北美洲的原始森林里，200年前本来住着一种红皮肤的印第安人，英、法、荷的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这块土地，残酷地屠杀他们。后来美国政府又派了一支人马去找寻他们，但这些人并不是去做好事，而是对印第安人进行穷追猛杀。最后，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几乎被消灭了。我们的苦聪兄弟，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他们不仅避免了印第安人的悲剧，而且正在以社会发展史上找不到的速度，追赶着先进的兄弟民族。

此类文字同《西藏木犁即将绝迹》（郭超人）、《通天河上的悲欢——一位藏族老艄公30年生活的变迁》（赵淮青）等新闻报道一样，点点滴滴地介入并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历史性变革，同时也以敏锐的洞察力切入并触及了学界孜孜求索的思想性命题。下面一段北京大学政治学者的精辟论断，同上述新闻报道可谓如出一辙、异曲同工：

正是“平等”这个概念所提供的正义原则，帮助中国乃至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争取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平等的背后是对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发自内心的尊重。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