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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报告文学在当下时代的缺位，当下性问题意识的缺失，精神和思想穿透力的缺失，精神和思想资源的不够丰富，是需要反思的症结。我们的报告文学作者特别需要去除精神和思想上的“一般”，回到“个别”和“特殊”，从而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构建新的精神和思想大厦的一砖一瓦。
当今报告文学写作，罕有引人关注之作，与这个时代极不相称。
纯文学的边缘化是可以理解的：文学曾因其自身的过分的意识形态化，曾因当时整个时代社会生活高度的政治化而雄居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随着时代的转型，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淡化，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回归文学本位，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已然为学界所认同。
但是，报告文学在这个时代的缺位是不可谅解的：虽然新闻通道日益开通，虽然网络空间日益阔大，但报告文学作为急剧变动中的社会的敏感的触角，作为情感、精神、思想的感应器，原本应该成为社会公众精神、情感、思想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与宣泄口，特别是其具有的对精神和思想的感染力量，是杂文、政论等不可取代的，也是公众最渴求和需要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纪实性的忆念性文字，是基于对当今急剧变动的社会而产生的精神焦灼而发生，是通过对自身走过的历史的回望，来回应今天的精神和情感需求。而直接面对现实的报告文学，却失去了这种回应能力，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并作出反思。
报告文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辉煌一时，90年代之后渐趋沉寂，甚至有时沦为广告的变体而为公众所不屑，虽然其间也偶有生气沛然之作。这其中的原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我想说的是，报告文学在当今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不是因为现实生活没有给报告文学以相应的表现对象，也不是因为报告文学作者不够努力，这其间有着诸多的学理性问题需要研讨。冷静的研讨比指责更有利于改进报告文学的写作。
我想以山西作家张雅茜的近作《大医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为个例，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山西运城医院的院长柴瑞霁历时十余年，历尽坎坷，终于在运城这样的一座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然而传统惯力也十分强大的内陆性的中型城市，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程度甚高的大医院，造福一方，医院也成为当地文化精神的一种标识。作者所写的运城中心医院的院长，其人其事颇具写作含量；作者本人有多年的写作经验，曾获过山西的赵树理文学奖，是颇具写作实力的作家；作者耗时一年，写作态度可以说极为认真；作品应该说还不错，但距离大作品的要求，距离报告文学进入当今社会公众的视野，无疑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这样的一种写作状况，是非常有普遍性的，对此进行解剖，对我们会诊当今报告文学写作中的问题之所在，也就具备了“典型”的意义。
所写事迹不可谓不感人，笔之所至，也不可谓不逼真不传神，情节安排吸引人，细节也很丰满，那么，导致作品未能更上层楼的原因在哪里呢？
当下性问题意识的缺失
报告文学的力量在于，通过所写的对象，使社会公众存在或关注的问题及其所引发的情感得到对应性的体现，或者说，前者之所以具备意义及其具备到了何种程度，要看其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后者及体现到了何种程度。在这里，前者是手段、方式，后者才是目的、效果。社会公众之所以关注所读的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是因为把主人公当作了自己的一种“对象化的实现”，是因为在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无论是自己的期待，还是自己的体现。因之，报告文学作者在描写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时，脑子里要有社会公众的当下性问题的意识，从而处理所写主人公的详略，而不仅仅是满足于把主人公的方方面面全部介绍给了读者。张雅茜的《大医之道》的写作缺失正在这里——全部重点放在了对笔下主人公的全面生动的介绍上，但对社会公众的当下性问题意识却重视不够。举一个细节来作具体说明：作者写了主人公性格中受尽委屈忍辱负重的一面，这在建新医院的过程中，尤其突出。作者还写了主人公给女儿的一封信，那要点是“学会委屈”、“容忍是一种心态，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境界”。当今时代的一个突出的精神病症是：无论社会地位高下，人人都觉得自己付出太多，所得回报过少，因而不满之气溢于言表，这也是造成当今时代精神躁动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作者能够针对这一点，突出自己笔下主人公精神品格的现实意义，我想，那给公众带来的艺术震撼力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了。诸如此类的当下性问题，在这部作品中，至少还有这样几个：诸如，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现代医院的科学管理与运城所在的河东文化的重人情往来的冲突，在当今也是有代表性的；体制性因素的制约作用与个人性作为之间的“紧张”关系——把不作为归结为体制性因素从而给自己的不作为以理直气壮的借口，也是当今的一个突出的精神病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把这些“问题意识”渗透到作品对主人公事迹的叙述中，用西方叙事学的话来说，对作品主人公事迹的叙述，就不仅仅是“故事”而是“情节”了吧。
精神、思想穿透力的缺失
当下性问题，自然会引起社会公众的精神、情感的共鸣及宣泄的快感，但只有针对这一问题，具备了超越社会公众的精神、思想的穿透力，才能引领、提升社会公众，使社会公众的情感共鸣、快感宣泄，具有思想、精神的深度，给社会公众以精神、思想“发现”的感佩。还是以述写主人公“学会委屈”的精神品格为例：“学会委屈”不是无奈，不是不得已，不是自保其身的消极态度，也不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退回内心求心理平衡从而回避矛盾的解决。“学会委屈”是一种“境界”，是化解与外部世界冲突、解决与外部世界矛盾的一种更为“大气”的方式，是“理想”在“不理想”的现实面前的实现，诸如此类等等。作者精神、思想穿透力的强弱，决定了作者所写对象精神、情感、思想的强弱，决定了作品对读者征服力的强弱。这一穿透力的外在的表现方式，常常体现在作品政论性、时论性的言说中，体现在作者对所写对象与相关的社会公众问题的关联中。就前者而言，在社会急剧变革的价值动荡中，政论性、时论性文字往往对读者有着巨大的冲击力，在当前政论性、时论性文字尚有待于进一步成长之时，报告文学中的政论性、时论性文字，因其是依附在作品所写的具体的人、事与当今社会公众问题的关联之中，所以，其情感性、文学性更为浓郁，其对读者的冲击力也更让人不敢小视。就后者而言，这种关联性，既是联结读者经验与作品内容的纽带，也是对作者社会视野大与小的考验，惟其如此，才更能体现报告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精神和思想资源不够丰富，影响了作者对所写对象的感悟能力
长期的大一统的思想教育，使我们习惯于将个别和特殊上升到“一般”之中，但也正因此，使我们的言说，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创造性、新鲜感，使我们因为“语言”的一般，而失去了“存在的家园”。真正的原创性，首先是来自于个别来自于特殊的，虽然这一“个别”这一“特殊”因为没有“一般”的保证，容易让人觉得失去“规范”，但也正因此，才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也才给“一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一般”的生命得以在鲜活中成长。在《大医之道》中，作者写了主人公以中医抓配中药的“和”的辩证思维和方法，来处理现代的人际关系并获得了成功，用主人公的话说：“懂得怎样用好黄连厚朴，就懂得怎样用人。”这本来是一个极富精神、思想含量的“亮点”，即中医既是生理科学，更是一种哲学，如何运用这种中国传统哲学来处理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正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思想命题，但作者仅仅是点到为止，未能围绕此点给以相应的深入与展开。再如，作者写了主人公的“学会委屈”和博爱精神、容忍精神，写了主人公的坚韧不拔的执著精神，但作者却将这些统统淹没于一般性的“美德”范畴。在我看来，作者在作品中所写到的，主人公沉浸于台湾慈济医院的佛教音乐之中，主人公的中医世家的出身及悬壶济世的文化传统，主人公所具有的山西万荣人的特殊的性格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等，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给以突出处理的。我们的报告文学作者，是多么地需要在汲取精神和思想资源时，去除精神和思想上“一般”的“遮蔽”，回到“个别”和“特殊”，从而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构建新的精神和思想大厦的一砖一瓦，从而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创造”而不是“复制”——虽然这“复制”也可以是精致异常美轮美奂。
离新的成功的山顶还有一步之遥，我们期待着我们的报告文学作者跨出这关键的一步，在新的山巅唱出时代的“大音”。我们期待着。
（傅书华 作者系山西省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