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写作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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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报告文学在当下时代的缺位，当下性问题意识的缺失，精神和思想穿透力的缺失，精神和思想资源的不够丰富，是需要反思的症结。我们的报告文学作者特别需要去除精神和思想上的“一般”，回到“个别”和“特殊”，从而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构建新的精神和思想大厦的一砖一瓦。

当今报告文学写作，罕有引人关注之作，与这个时代极不相称。

纯文学的边缘化是可以理解的：文学曾因其自身的过分的意识形态化，曾因当时整个时代社会生活高度的政治化而雄居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随着时代的转型，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淡化，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回归文学本位，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已然为学界所认同。

但是，报告文学在这个时代的缺位是不可谅解的：虽然新闻通道日益开通，虽然网络空间日益阔大，但报告文学作为急剧变动中的社会的敏感的触角，作为情感、精神、思想的感应器，原本应该成为社会公众精神、情感、思想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与宣泄口，特别是其具有的对精神和思想的感染力量，是杂文、政论等不可取代的，也是公众最渴求和需要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纪实性的忆念性文字，是基于对当今急剧变动的社会而产生的精神焦灼而发生，是通过对自身走过的历史的回望，来回应今天的精神和情感需求。而直接面对现实的报告文学，却失去了这种回应能力，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并作出反思。

报告文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辉煌一时，90年代之后渐趋沉寂，甚至有时沦为广告的变体而为公众所不屑，虽然其间也偶有生气沛然之作。这其中的原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我想说的是，报告文学在当今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不是因为现实生活没有给报告文学以相应的表现对象，也不是因为报告文学作者不够努力，这其间有着诸多的学理性问题需要研讨。冷静的研讨比指责更有利于改进报告文学的写作。

我想以山西作家张雅茜的近作《大医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为个例，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山西运城医院的院长柴瑞霁历时十余年，历尽坎坷，终于在运城这样的一座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然而传统惯力也十分强大的内陆性的中型城市，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程度甚高的大医院，造福一方，医院也成为当地文化精神的一种标识。作者所写的运城中心医院的院长，其人其事颇具写作含量；作者本人有多年的写作经验，曾获过山西的赵树理文学奖，是颇具写作实力的作家；作者耗时一年，写作态度可以说极为认真；作品应该说还不错，但距离大作品的要求，距离报告文学进入当今社会公众的视野，无疑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这样的一种写作状况，是非常有普遍性的，对此进行解剖，对我们会诊当今报告文学写作中的问题之所在，也就具备了“典型”的意义。

所写事迹不可谓不感人，笔之所至，也不可谓不逼真不传神，情节安排吸引人，细节也很丰满，那么，导致作品未能更上层楼的原因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