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可读、可鉴、可存——评《山西期刊史》

史、论、评交织——史论结合，匠心独运

《山西期刊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山西期刊翔实、详尽的史料。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前期根据资料选择有代表性的期刊进行记述，关键在于理清脉络，后期尤其是1990年后则是有刊必录，关键在保存史料。书中各个时期不仅列出大量刊物，还对刊物的基本信息如创刊时间、创办人、刊登内容、办刊宗旨等进行介绍和探讨。除此之外，几乎每一章之后都有附录，刊登相关期刊的发刊词、文章，某一时期的期刊统计表格、调查报告等。全书之后又有总附录，刊登大事记、获奖情况、不同阶段的期刊数据统计等，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资料。

史料的收集、梳理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提炼出理论，没有理论的思考，史料依然是时间仓库中的储物，无法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山西期刊史》绪论中也提到“历史的记录不能单纯记录史料，还应当探求和总结某些规律。”因而，它的编纂就抱着“给研究者以参考，给后来者以借鉴”这样一种目的。在书中，我们也能在多处看到这种尝试和努力。较明显的就是对山西5次期刊出版高潮的总结。1906年，山西留日学生的办刊活动引发了第一次出版高潮；1938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推动了第二次出版高潮的形成；1959年，“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和“大跃进”运动引发了第三次出版高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则带来了第四次出版高潮；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又促成了第五次出版高潮。这不仅仅是理清一条思路，更重要的是揭示出期刊出版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和规律。除此之外，对于报和刊的区分，对于报纸副刊的论述，对于文学期刊在新时期突围策略的思考，对于学术期刊作用的总结以及与理论期刊不同之处的划分等等，都体现出编者试图从史料中提炼出理论的苦心。

史论结合是《山西期刊史》的一大亮点，但与此同时，它的编写还体现出另一大亮点，那就是对所述期刊的评论，通过对具体刊物的思考进行评论，表明观点，也留给后人一个借鉴。虽然体现之处不多，但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山西期刊史》对受挫时期所办的刊物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比如，对“大跃进”时期的行业期刊《新闻战士》的评价：“虽然当时刊物内容不可避免地有‘左’倾问题，但总体上应该说它还是办得比较成功的。”该书对取得成功的刊物进行理性思考。如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奇迹”《童话大王》的思考：“《童话大王》的成功，似乎有其偶然性，它的模式也难以复制，但是综观它走过的道路，在对人才成长规律、大众传播规律以及市场运作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上，在冲破传统思维与固有体制，积极创新和科学发展上，都可以给人们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对于办刊上的失误，《山西期刊史》的编者们也在全面考察后给予适当的批评。比如，以作品赏析为内容的《名作欣赏》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刮起鉴赏辞典出版热时却错失时机，书中这样评价：“如果在这一现象露头时，《名作欣赏》利用其已有的品牌无形资产、作者及资讯资源以及身在出版社的先天优势抢占这一阵地，那将不仅会扩大刊物的影响，而且会直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名作欣赏》未能这样做，仅是‘守土’而未能‘拓疆’，从出版经济的角度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一评价也体现了编者客观、求实的编写态度。史、论、评相结合的编写手法，不仅丰富了书籍内容，增强可读性，对于书本身的价值也是一大提升。《山西期刊史》的编者们能够意识到并自觉运用这种方法，体现出他们的匠心独运和良苦用心。

书中值得称赞的地方还有不少，如果从不足方面挑剔的话，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方面。比如，虽然编者试图总结出规律，但还停留在比较大的层面上，没有与山西期刊的发展完美结合。如果能对山西期刊自身发展的规律如文体演变、市场竞争等作一系统梳理，其理论性、针对性将更强。

总之，这样一部可信、可读、可鉴、可存的地方期刊史的完成着实令人欣慰。一部期刊史其实也是在填补文化发展史中的一隅空白。不管是在期刊地域研究上，还是在文化史的多维建设上，《山西期刊史》都有很多创新，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 《传媒》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