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李鸿建
当记者成为一种消耗青春透支健康的职业，新闻理想便深埋于心底了。
“如果他不那么敬业，不爱思考，他的工作岗位很好啊，就悠闲地做嘛，也不至于得抑郁症。”说这话的是央视前台长杨伟光，“他”指的是央视名嘴崔永元。整天消遣别人，也被别人消遣着的“小崔”，竟然就因为每周一档的《实话实说》而得了抑郁症，你由此可以掂量出一个尽心尽职的传媒人背后的压力有多大！
可以说，激烈的市场竞争，超乎想象的工作强度与压力，已让今天的传媒人苦不堪言。有杂志调查显示，记者是睡得最晚，最缺觉的一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短、频、快”，浮躁、功利，永动机式的工作模式，已使得记者的“职业寿命”越来越短（最短的如都市报记者甚至只有3年），也让记者这一行业位居十大健康透支行业的第四位。
除了工作压力，不少记者还面临着另一种压力：生存的压力。随着媒体体制的改革，许多漂泊四方的“打工记者”，进不了编制的临聘人员，他们的收入比“体制内”的少了一大截，有的甚至连“三险一金”都难以得到保障，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只能挣一分“工分”拿一份钱。即便是在编人员，如果效益不好，那收入也很一般，养家糊口，养房养车，也很是不易。因此，当大家被发稿量、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当一个个为了多挣点“计件工资”而忙得脚不着地无暇四顾之时，又还能以怎样的心情和视角去关注社会？举个简单例子吧，为揭开陈馅月饼、染色馒头、“瘦肉精”等事件的真相，央视记者可以冒着拍不到、拍到了也出不了新闻的风险，跟踪拍摄数月甚至一年有余。可作为一位每天挣着“工分”的“打工记者”，这种费时、费力难见成效的报道，你会去做吗？你会有时间去做吗？恐怕你还没拍几次，就因为出“工”出不了“货”，工作量不足而给末位淘汰掉了。
当记者成为拜金主义者，眼中除了“孔方兄”，便不会再有什么理想抱负了
广西百色某房地产公司售楼部前，曾经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假记者与狗不得入内”九个足以刺激人眼球与神经的大字。公司领导说，他们这样做是想借侮辱假记者来指桑骂槐，发泄一下对那些真的黑心记者的愤恨与不满。因为他们不止一次遇到过真记者赤裸裸的敲诈勒索，也不止一次有人扬言要找记者来搞垮他们。从北京某报记者孙某，到某报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某，再到某报广西记者站副站长李某……一些记者彻底丧失了对职业的敬畏与职业精神的追求，拜倒在“孔方兄”面前。 当记者沦为“红包记者”、“索贿记者”，还谈什么职责与操守？
再有，近年来随着媒体间竞争的加剧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一些媒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献媚商家，追求最大化利润成为一些媒体首要的运行目标。现在，你打开电视，哪部电视剧不是被恼人的广告截成了几段！包括直播在内，哪几个节目中间没有插播广告？所以有人调侃说，现在中国只剩下一家电视台——“广告台”了。内容为广告服务，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人公开喊出这样的口号，但事实上不少媒体就是这样做的。那些准备投放广告的大企业、大客户，总是成为媒体争抢的“衣食父母”。而一些黑心商家，则是瞄准了媒体的权威与软肋，不惜以重金引诱，让媒体充当自己产品的“吹鼓手”。一切为了广告，一切依赖广告，在商业利益面前，有的媒体方向迷失，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也只能成为一种书斋式理想了。
当记者成为打击报复的对象，便不得不悲壮地背离他们的职业操守
毋庸置疑，每一个加入记者行列的人，都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名编辑、名记者，能够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引领社会潮流，能够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做好工作。然而，“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 “哪个让你直播的？你把名字、电话给我！”这些政府官员们对记者咄咄逼人的质问，多少透露出了社会主流意识对记者履行职责行使采访权的一种“傲慢与偏见”。除了这些“雷语”，一些官员与政府机构的针对记者的“雷行”也毫不逊色：2008年，辽宁西丰警察进京抓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2010年，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个别地方政府官员不惜动用公权力对记者进行“报复性执法”。当我们记者不畏权势，努力去探寻真相、伸张正义时，遇到这样雷人、雷语、雷行，真是情何以堪？
记者为了捍卫公众知情权，守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肯定要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成为权力与资本联盟打击报复的对象。只有在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之下，记者们才能安心尽力地立于“船头”。
当记者社会地位下降时，自我认同感也开始慢慢降低
当赚钱多少成为评价社会地位的指标之一，当媒体产业化，记者成为新闻生产流水线上一名机械性的操作工，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便相应减弱，记者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与地位便会相应降低，记者的使命感与职业信念便进一步失落（参见胡沈明《记者社会地位变异与新闻教育变革》， 载《传媒观察》2011年第5期）。当然，对于传媒人而言，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的，还是犹如山呼海啸般汹涌而至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进入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人人都可以参与新闻传播活动，记者头顶上那本来已所剩无几的的耀眼光环，一下子便黯淡了下来。记者社会地位下降的同时，自我认同感也开始慢慢降低，那曾经苦苦坚守的新闻理想，便会出现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破灭与缺失。
当然，除了以上几种原因，记者新闻理想的放弃，还源于时下传媒单位“四不像”的体制，源于单位的用人、管理机制，源于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水平以及工作作风等诸多问题。另外，比如怀才不遇，“庙小和尚大”等等，也是因人而异，不一而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曾对媒体记者说过，前些年，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经常有新闻发言人怕被一些“刺儿头”记者“刁难”，总是希望“不被提问”“不要追问”。可今天，新闻发言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记者提问水平一般。”（2010年1月10日《北京晚报》苏文洋文）那些“刺儿头”记者都到哪里去了？范长江说：“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记者，该如何去恪守职业信仰与职业操守，如何去扮演好时代角色担当起历史责任，是随波逐流还是挺立潮头，这既是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决断的职业命题，也是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历史性命题。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电视台）
来源： 《新闻实践》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