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 王积龙
揭露风险重在现在而非未来
环境新闻最核心的新闻价值在于揭示环境风险，着眼点主要是在将来。然而，曾荣获2007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肯·维斯说：“就我来看，太多的环境报道集中于未来的灾难阐释，或者对未来几年将会发生灾难的状况分析。这样的报道新闻价值会大打折扣。”①因此，环境新闻采访的第一条技巧就是让受众能够感受到现实的环境灾难，哪怕记者把重点放在环境灾难的未来趋势上，仍然需要强调这些风险对当前生活的威胁。
魔方拼凑法。环境新闻属于科学传播，相对于社会新闻，环境的风险具有某种程度的隐秘性，不易被人察觉。从科学层面来说，多数科学家毕生致力于一两个具体领域，但是很少有记者能够耐心地通过采访一些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然后把整个魔方拼凑起来。肯·维斯认为，单个的变化往往不易被人察觉，然而这些琐碎信息都是极有价值的。如果把这些七巧板拼凑成一个魔方，这个新的立体魔方就会给人一种全新感觉，构成了现代人所畏惧的“威胁”，从而展示出风险。环境记者要拥有这样的能力，需要花很多时间与科学家在一起，还要阅读报刊，查阅与标记各类相关学术读物。
纵向比较法。美国环境新闻学者弗洛姆曾经总结：“从一方面来看，环境问题中的某些损害在人类的眼中是缓慢的”，“如果环境记者花时间做一个历史的审视，就会看到问题的全景”②。戈尔在其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里，为了展示全球变暖的风险，就运用了纵向比较的方法：36年前的乞力马扎罗山到处冰雪覆盖，今日只剩下山顶上一缕白雪；哥伦比亚美丽的大冰河1980年之前白色积雪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目前雪线已经升至山腰；1978年喜马拉雅山冰川山口厚厚的积雪映衬在深蓝的天空下，2004年同样的山口只有裸露的银灰色岩石，附近占全球4成的人口将会面临严重的水危机。通过比较，风险已经不再只是指向未来，而是活脱脱的现实，就会对受众产生警醒效果。
采访重点是公共资源部门与受害者
环境污染、温室气体等一系列有害物源自现代工业，因此工业界人士不能作为采访的主要目标。多数西方国家记者把采访对象集中于公共资源部门或受害者，他们一个远离利益，另一个最愿意诉说、也是最了解新闻线索的人。
美国资深的环境记者麦克尔·弗洛姆非常强调对公共资源系统的采访。另外，他还强调要尽量采访公共信息部门的官员，从那里寻求最新动态与答案，因为这些官员背后都有一大堆出色的专家在工作，而这些专家是记者没有机会接触到的。
美国《休斯顿纪事报》的环境记者迪纳·卡培罗检验到空气中存在大量污染之后，记下了休斯顿市附近84个化学工业装置与炼油厂，并进一步检测不同距离的空气污染指数。2004年夏天里，卡培罗在四个区域里检测了这些化工厂的31种化学物质在空气中的含量，其中有18种化学物质是众所周知对人体有害的。为了证实这种有害性，卡培罗又采访了当地受害人。“我们一家一家地敲门找人，这确实不容易，当地很多人都在化工厂干活，所以有（利益上的）联系”“我后来又联系市民俱乐部主席、当地委员会成员，向他们寻求帮助”“当地一位律师向我们透露的消息显示，当地公司与麻烦制造者和投诉者有关，是他们想让当地人搬走”③。这个消息在《休斯顿纪事报》2005年1月16日至25日系列刊载，由于采访时证据确凿，立即取得反响：休斯顿市长比尔·怀特立即指示调查此事，把违法者绳之以法。
当然，对受害者的话进行验证与考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说话主观性很强。记者不能简单地用“他说”“他们说”等表述了事，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实进行调查与验证。
采访环境科学家能保证报道的准确性
美国环境记者道络斯·妮尔金在著作《售卖科学》里指出：很多科学家谴责媒体对报道的环境新闻不负责任，批评环境报道中的科学质量不高，甚至与真正的科学事实背道而驰；这些环境科学家认为，这些不负责任的、缺乏常识的环境报道，结果导致公众对科学与技术产生了负面的、甚至幼稚的错误态度④。
美国的环境记者威廉姆·布络斯在1980年4月发表的《科学遇见媒体》一文中说：“科学家认为，不管他们告诉记者什么，结果媒体出来以后都注定会出错；事实上，多数普通记者穿街而过的时候，他们都避免与任何专家邂逅，因为他们认为科学家们是一群没有人情味、不善交谈、没有智慧的人；他们总是喜欢用方程与对数来反对记者，就像运动员于很另类的规则下在赛场上竞技一样”⑤。这两位专家提到的问题与分析的现象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相当普遍的，结果会造成环境新闻报道要么缺乏科学性，要么误导公众。如何解决，关键在于采访阶段需要科学家的加入。
然而，目前的困难在于：一方面，记者往往是社会活动家，对于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的领域，往往与之保持着一种非常脆弱的关系。更进一步说，记者的报道计划一旦得到编辑的批准，就必须在尽早的时间内完成，记者这时为了尽快出版报道，进而使得环境新闻在内容上变得简单化与平面化。
另一方面，全球有5万种杂志，每年出版100万篇科学论文，不幸的是，很少有普通人能读懂，或者根本就不读⑥。因此，环境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也需要借助媒体、特别是新闻报道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给普通大众。因此虽然存在着多种困难，双方都有相互合作的必要。很多科学家对媒体缺乏热情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收获与媒体光率没什么关系，而是与实验室有关。因此，业内人士建议环境记者应该着眼长远，在记者感兴趣的某些领域里选择几个科学家，向其说明接受媒体采访对他们研究的好处。
环境伦理观中的新闻因素采访
环境伦理观念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也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逐渐成熟。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文化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已经根深蒂固。生态中心主义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日益紧迫而成熟，从而形成了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乃至历史领域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全面挑战。环境新闻记者可以用环境中心主义理念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发现新的新闻要素，从而改写历史，制作出新的新闻报道。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新闻采访活动，主要依赖环境伦理与历史资料的考察，而不是更多的实地采访。
2007年11月，路透社记者的报道《历史显示气候变化导致饥荒与战争》，其新闻元素就是这样来的。之前，中国(主要是香港地区)、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撰写全球变暖对人类历史影响的文章。路透社记者就对这个研究小组的科学家(包括香港大学地理系的章典博士)进行采访，发现1400年至1900年这段时间是地球的“小冰河时代”。这段时期全球气温最低的三个年份点大约是在1450年、1650年与1820年左右，期间气温上升略有穿插。后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1450年正值宋末元初时期，气候凉爽期使得广漠的蒙古高原难以实现冷热气体的对流，降雨量急剧减少，从而促使高原部落被迫南迁，被迫为生存而战。
资料进一步表明，1650年正值清军入关前后，因为同样的凉爽气候导致了关外东北地区的干旱，从而导致清军大举南下⑦。这种理论就是生态伦理学中查尔斯·埃尔顿提出的生态系统生产、分配、消费系统，即“消费群落”与“食物链”的生态中心主义。这篇报道不仅改写历史，而且会使人们对当前的气候变化与可能产生的后果起到惊觉作用。记者采访时不仅要访问专家，更重要的是对环境伦理的学习与历史资料的考察与梳理。
历史资料与环境伦理思想的结合不仅具有改写历史、发出预警等功能，有时还能够解决当前的政治、经济乃至宗教方面的纠纷。当然，这需要记者的慧眼。
【参考文献】
①Mike Dunne, “Award Winner: Focus On Eco Damage Being Done Now”, , SEJournal, Summer 2007, P.19.
②Michael Frome,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98, PP.94-95.
③Mike Dunne, “In Harm’s Way Details Houston’s Air-pollution Problem”, SEJournal, Spring 2005.
④Dorothy Nelkin, Selling Science: How the Press. Cov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Freeman,. 1987, p.72.
⑤William Burrows, "Science Meets the Press: Bad Chemistry", Sciences, 1980 (April).
⑥Krism M. Wilson, “Bridging the Gap to Science”, SEJournal, Summer 1997, PP.16--17.
⑦“History Shows Climate Changes Led to Famine and War”, from Reuters, Hong Kong, Washingtonpost.com, November 22, 2007.
来源：《中国记者》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