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新闻监督”演绎成“监督新闻”

莫让“新闻监督”演绎成“监督新闻”——由“记者黑名单”的出笼说起

《传媒》杂志供稿 文/李玉成 陈 璞

今年6月，在一次关于食品安全的座谈会上，卫生部某负责人说，为了打击或者遏制一些极个别媒体有意误导民众，传播错误信息，将加强传播监控。如果哪一家媒体、哪一位记者发布了误导公众的信息，将被列入“黑名单”。

媒体监督是政府与公众赋予的神圣使命。食品安全离不开媒体监督。前不久，媒体关注三个名词：“长毛粽子、工商局长、记者。”一个是过期食品，一个是政府执法监督管理部门官员，一个是舆论传播与监督者。后两者本应珠联璧合地起到监管与监督作用，但有时两者不是这样。据新华社报道，在沈阳市沈河区，因为一起“长毛粽子”被曝光，粽子店女老板大闹当地某晚报社，还找来其丈夫——“最牛工商局长”，这位“牛局”带两面包车人堵门“单挑”。

无论是“记者黑名单”还是“最牛工商局长”，着实让舆论大哗。

我们理解相关部门的良苦用心。由于某方面信息短缺，造成信息不对称现象，或信息未及时公开，或公开的信息有偏差，或囿于专业知识，抑或仅是因为功利浮躁的媒体氛围，确实导致极个别媒体盲目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焦虑，没有花精力去核实那些极具噱头意味的信息，导致“纸包子”等事件的发生。但是，这里暴露出一个核心问题，即是“新闻监督”还是“监督新闻”？

让谣言止于智者

沸沸扬扬的“记者黑名单”风波，终于有了一个官方定论。今年6月27日，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称：依照我国法律和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媒体及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我国政府从来不允许新闻当事部门、机构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

其实，“记者黑名单”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对待记者、对待媒体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问题，更是公权力如何对待社会的态度问题。由此可见，建立“记者黑名单”，不是“政策行为”，不是法律框架下的合法行为，而只是部门行为、个人行为。

众人皆知，媒体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监督力量。媒体背后是公众和社会，它不是简单的监督，而是一种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作为卫生部门的“新闻人”，应该对医学有一些研究。试想，对媒体监督的拒斥，便意味着对“体外监督”的拒斥，而“内在抗体”作用总是有限的，正如人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对抗疾病。

如何处理好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听听老新闻人赵启正的观点：“媒体对新闻发言人来说，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合作伙伴。”“亲则不逊，远则怨”的关系，建立在感情之上；而“合作伙伴”，更是一种契约化、制度化的关系。只有制度化的保障，才能保证有显在或潜在的“记者黑名单”凭个人好恶或一己得失干扰采访活动，也才能保证一视同仁，真正达到透明、平等的信息公开。

“记者黑名单”的出现，无非是权力被部门化、个人化罢了。记者核实“长毛粽子”事件时还发现，有问题的不仅仅是粽子，“最牛局长”本人问题似乎更大——年薪10万的他，却一下拍出500万给老婆、儿子开这家面包店，这么大一笔钱从何而来？莫非，一个“长毛粽子”，制造了一个“最牛工商局长”？莫非，一个“长毛粽子”制造了一场“血案”？关键问题，恐怕还是在“工商局长”这个身份上。

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影响，从另一侧面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正如李普曼的名言：负责任的新闻事业，归根到底都要符合公众的利益。应该肯定，舆论监督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和广泛性，为我国的监督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在促进社会公平以及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