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新闻爱好者》供稿
讲政治家办报，好像很抽象。那么，我们具象地看四组报道。
第一，关于“我国”的政治概念。今年4月28日北京两家晚报头版头条很大的黑体字新闻标题，一家是“我国总人口13.39亿”，一家是“我国人口13.7亿”。为什么会不一样？“我国”的政治概念应该是什么？至少在中国，这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正确”意识之一，否则便是政治错误。“我国”的概念，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前一家晚报把中国大陆的人口数字说成是“我国总人口”，说明编辑（包括值班的副总编辑）缺少“我国”这个政治概念的正确认识。
第二，关于国家版图意识。北京一家晚报今年3月27日整版展示的一张全中国地图，东北部分看着与平常的感觉有些异样，原来是把朝鲜半岛北部划到中国境内了。我国的传媒都是国有的，党领导的，传媒上的地图出现如此大的差错，在外国会被当做官方的一种政治表态。如果朝鲜政府就此向我国外交部抗议，中国的报纸把他们的整个国家划到中国版图内，外交部除了认错，无话可说。我国传媒的编辑缺乏国家政治版图的意识，会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端的麻烦。
第三，关于日常报道中的政策把握。去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招收保研生的面试题之一，有两组2009年北京某晚报的通栏新闻标题，请从政策把握角度检查以下存在什么问题。它们分别是：
电焊火星引燃建筑材料（肩题）
初中生抄起灭火器冲上前（主题）；
历时两年精雕细刻汇聚国内风景名胜（肩题）
一根象牙浓缩“九州欢腾”（主题）
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不鼓励青少年参与救火等危险事件；我国1998年就在世界濒危动物保护国际公约上签字了，因而我国承担保护濒危动物的义务，大象属于被保护的动物之一。然而，我们的报纸编辑缺乏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意识，出现了鼓励青少年救火的新闻、出现了配合国庆“主旋律”的最新象牙雕刻的新闻。这样的新闻若报道，应该持批评的态度。
第四，关于庭审报道的法治理念。我们的传媒负有宣传法治的任务，但是我们的传媒却经常出现无意中传播非法治理念的情形，例如广东某晚报去年4月9日的通栏标题：
南平血案凶手判死竟喊冤上诉
再看今年北京某晚报5月19日的新闻标题：
诈骗好处费强词夺理说无罪
我国政府代表签字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被指控犯有刑事罪行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推定为无罪。”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上面的新闻标题表明，当事的记者和编辑既缺乏基本的法治理念，也缺乏客观报道的职业理念。
鉴于以上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政治家办报”。
政治家办报的提出背景
这个概念是由毛泽东在1957年~1959年间提出的。提出的起因是《人民日报》没有及时宣传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和1957年3月12日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于1957年4月10日召见该报全体编委，批评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报纸编辑部闻风不动、无动于衷，是不赞成中央方针的，是反对中央方针的。指责人民日报派记者参加了会议又不写稿，只是增加了板凳的折旧费，以后谁写文章谁来开会。当时的总编辑邓拓解释说，党的八大以后中央有规定，宣传党的会议和党的领导讲话要经过批准，人民日报及时递交了宣传计划和两篇写好的文章，但是没有接到回复。
1959年毛泽东与人民日报社的新任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提出了与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不同的要求：“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1957年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上纲上线，说《人民日报》反对中央的方针，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排除毛泽东当时讲话的情绪，以及当时颇为复杂的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的背景，冷静地看待毛泽东对党报的批评，不论什么理由，《人民日报》没有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基本事实。他提出“政治家办报”的要求，在既定的中国新闻体制下是有道理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党中央通过党报指导工作，对于党报的主持者来说，需要懂政治、懂策略、懂理论，才可能及时、准确地使宣传到位。
人民日报社进城后工作上滋生了“机关化”的倾向，编报一定程度上仅被作为一种技术，编者习惯于等待上级指示，缺乏对所报道问题的政治敏感和分析问题素养。报纸是每天出版的，上级没有回复就不动，这与报纸的时效和政治敏感特性是不相称的，至少可以催促、追问上级，或在中央规定范围间接宣传中央的精神。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之后，中央仍然没有下达关于能否宣传和如何宣传毛泽东两个讲话精神的指示，《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没有提及两个会议和毛泽东的讲话，但是文章透露了毛泽东在两个会议上讲话的主要精神。
新时期政治家办报要赋予新的内涵
江泽民1996年初视察解放军报时，再次提出了毛泽东说过的“政治家办报”。在新的环境中，政治家办报应该赋予新的内涵。我认为，应主要做好以下两方面：
正确判断事实需要政治智慧。工作多年的老记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新闻写作的前提——采访，比写作重要；而采访的前提——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包括新闻价值判断和对事实正确与否的政治判断），才是检验综合素养的关键。一个事实发生了，若我们对它的性质判断出现失误，接下来的采访便会依着这个错误的判断进行下去，最后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或很平庸，或出现政治判断错误。
例1：2008年3月6日我审查考研题，新闻实务的素材是山东济宁—曲阜一带建设中国文化副都（文化标志城）的通讯，要求考生根据这个通讯写一条消息，拟定标题，并配评论。我感到这是当地假借弘扬主旋律而做的政绩工程文章，便换掉了这个素材。
一周后，全国政协会上115位政协委员连夜签名反对此事，引发全国的关注。而此前全国的传媒，多数都正面报道了这个事情，只有少数几家报纸对此提出质疑。
这个素材是《第一财经日报》3月3日发表的通讯《山东拟投入300亿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而通讯的新闻源是3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记者完全循着主建方提供的材料写作，从正面加以渲染。为了彰显这个计划的权威性，导语采用相对大号的字：“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教授认为……”
为什么我们的传媒一开始面对一个颇为明显的政绩工程的事实，就没有一点批判意识呢？这个问题应该最早由传媒提出，并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这才是传媒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这说明传媒记者知悉这个事实的时候，对于党中央关于反对追求政绩工程的一系列指示（都是公开的）不熟悉，没有对事实进行政治判别的能力。
例2：2009年1月20日上午，中国政府发表《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这是我国首次发布国防白皮书，当天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新闻节目该条的标题是“中国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人民网国内新闻的标题是：“国防部：中国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中国新闻网、中国网的新闻标题也是“中国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第二天《北京日报》9版“今日关注”头条，用半个版面报道了这则新闻，标题仍是“中国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这些新闻均是对《2008年中国的国防》的误读。国防部《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与此相关的原文是：
“……中国主张所有核武器国家明确承诺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并承诺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同时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白皮书英文版相关文字是：
China holds that all nuclear-weapon states should make an unequivocal commitment to the thorough destruction of nuclear weapons,undertake to stop research into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ypes of nuclear weapons,and reduce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如果说中文版的行文可能会引发误解的话，英文版是不该引起误解的，英文是undertake to，不是undertakes to。估计没人认真核对过中文和英文版白皮书。
当我看到“中国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的新闻标题时，难以置信。因为自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开始，我方一向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世界核国家承诺共同销毁核武器。在别人没有承诺停止研发核武器的情形下，我国若单方面承诺停止研发核武器，这不等于“自废武功”、“自断生路”吗？这是政治常识。在这个问题上记者缺乏政治觉悟，不熟悉我国关于核武器的基本国策，盲目跟风，没有问题意识和自己的思考。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10位记者提出21个问题，没有一个对白皮书的这段文字提出质疑。
我国的媒体对核武器的国策如此误读，是不该发生的政治错误。由于中国在地球的东部，在中国传媒报道之后，西方传媒出于对中国传媒国有性质的判断，自然认为是中国核武器政策的重大变化，以极快的速度加以报道。我方辟谣颇为尴尬，是由一位军事专家以个人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西方传媒误解了中国的核政策。这种情形，不知道外国人怎样私下嗤笑中国呢。这都是传媒政治上无知惹的祸。
新闻从业者要把学习党的文件和主要领导人讲话看做职业工作。在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传媒的责任之一。因而，传媒的记者、编辑应该具有政治上的敏锐感，懂得党中央的理论路线。像兴建“文化副都”、中国的核政策等，如果对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有所了解的话，或能够察觉到其中存在的问题，或能够准确描述政策。
“文化副都”事件中，某一级党政机构拉大旗作虎皮，摆出的权威都很大，上自国家主席、发改委文件、69位院士的签名呼吁，下至当地的宏大意见，还有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的鉴定意见。只要心中对党的基本政策十分清晰，就不怕这种虚构的强势。全党服从中央，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新闻工作者，每个人都应该首先是政治家，了解和熟悉党中央的基本政策。真的一查一问，原来上面的批示和文件都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69位院士中凡是被问到的，个个语焉不详，葛剑雄倒仍在自我辩护，一听就是无理狡三分。只有你明白，才能引导公众也清楚中央的精神。这样做才能够大大提升传媒在社会上的公信力，可我们错失了机遇。
学习公开发表的中央文件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是本职工作，不能等到上级下达学习指示的时候才看一看。例如十七大前中央各传媒都在反复刊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对政治敏感的新闻工作者就应该意识到，这是十七大之前关于十七大主要精神的一次事先传播，就应该马上学习一下。我们都是文字工作者，扫一眼就能发现较新的说法和体现的思想。例如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的精神要点就是“四个坚定不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
在这个意义上，每位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政治家。
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作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就要有一种职业本能，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看看讲话，立即抓住讲话的主要精神，因为我们还承担着传播讲话思想的任务。我看了北京的《新京报》和《京华时报》，报纸对讲话的解读有多个版。《新京报》第一个版面的总标题是“胡锦涛：执政面临四种考验四种危险”；《京华时报》第一个版面的通栏标题是“四种危险更尖锐的摆在全党面前”。胡锦涛的讲话从历史讲到现实，报纸的报道，自然更需要抓住讲话的现实要点。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如果不认真看看讲话，如何编版，如何能够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大河报》也做得很好，7月2日从头版开始，连续四个版宣传讲话精神，头版的标题是“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显然，只有在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做好讲话的宣传。
在我国，主动学习党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和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是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只有了解党中央现行的方针政策，心里有底了，才不会被人家摆出的各种权威忽悠了。
我们要求记者编辑是政治家，当然不是真的当政治家，而是在观念上、知识上要站在政治家的高度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记者确实应有“无冕之王”的精神态势。你不是总理，但你要站在总理的高度看问题；你不是总书记，但你要有总书记的大局意识。
政治，不仅指政策，还包括了解我国主要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有所了解。即使不大清楚，也要知道遇到问题到哪里查找，或知道找谁能够获得专业的答案。如今是“以法治国”，如果当事的记者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懂，满纸非法治的表达，同样会误导公众。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说：“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他讲的就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家办报意识。
（本文为作者7月5日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政治家办报专题培训上的第一部分的内容整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际新闻界》主编、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