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窃听门”: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是自我标榜

新闻自由的底线是责任

没有责任的自由不存在

当前，一些西方媒体为了在新闻竞争中获胜，为了获取所谓的“独家新闻”，而肆意侵犯公民隐私时，这样的“自由”显然已经践踏了媒体的操守和社会道德的底线，甚至触犯了法律。“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西方的新闻也不自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其政体如何，政府决不会完全不管媒体、放任媒体，所谓的新闻自由都是一种自我的标榜，要做到完全的价值独立、判断独立是不可能的。”在刘昶看来，所谓的自由，不论是新闻自由也好、出版自由也好，它的底线就是责任，没有责任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对此，范军深表认同。他认为，所谓自由，就是要有一定的空间和约束，这种约束就是对职业的约束。“我们常说，你创作有自由、言论有自由，但是一旦你传播出去，这个自由就有限制，传播到什么范围、传播到什么人、传播到什么领域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也不一样。比如，在英国觉得不算什么事，可是到了另外一个不发达国家就变成大事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就是要对社会负责。把握消息传播出去以后对社会是有害，还是无害。”范军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误解，老是觉得西方的新闻也不自由，凭什么来批评我，这个是我们的误会，西方人的聪明在于，我没有说我自由，但是我可以批评你不自由，这一点是我们要慢慢学会的一点，在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时我们也应注意这一点。当批评别人的时候并不要求你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没有做好同样可以批评人家，这是一种传播技巧。”刘昶说。

给从业人员敲响警钟

受众也应认真反思

“窃听门”事件的余波将在传媒界继续蔓延，这些事情对于媒体的从业人员来说是敲响了警钟。刘昶认为，这对整个媒体的走向也是一个重新反思的好机会，不仅是关于职业操守的反思，还有关于个体责任的反思。而在范军看来，西方媒体更多的是受到法律上的约束，但缺乏道德上的约束。对于“窃听门”事件，从媒体本身来讲要反思，社会和政府也都要反思。

据了解，戴安娜1997年8月31日逝世后，英国媒体曾经做过一次反思，以这次反思为拐点，英国的小报发行量、广告量下跌，而大报、严肃类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额则大幅增长。“这次也一样，是不是新闻就一定要迎合读者、听众、观众、网民？结果一再证明，迎合的结果、取悦的结果只能造成‘三俗’。国外学界提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电视节目拿收视率说事肯定会出现问题，不解决收视率至上的评价体系，就解决不了目前泛滥的‘三俗’倾向。做报纸也一样，是不是你做的新闻一定是大家想看什么、想读什么、想听什么你就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在数字化时代、在数字媒体时代，高质量的媒体报道越来越重要。”刘昶说。

不过，刘昶同时认为，“窃听门”事件发生以后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媒体，作为阅听人的公众的责任在哪里？公众的好奇和猎奇心理是不是反过来也在刺激媒体去炒作？公众对此也该认真反思。(记者 曾革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