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从窃听丑闻看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困境

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所引发的“窃听风暴”并没有随着这家英国百年老报的关闭而停息。从上周五开始,由老默多克亲自出马,展开了新一轮的危机公关战略来挽救他的媒介帝国:与窃听事件直接相关的新旧高管先后辞职;登门向窃听事件受害人忏悔致歉;在英国所有媒体上刊发广告向社会公众道歉认错。然而,当这起曾被新闻集团早期公关策略成功化解为“个人的、偶发的、技术性的错误”,一旦演变成全民谴责、社会控诉、政府干预、司法介入的公共事件时,就已经超出了老谋深算的默多克以更大的危机公关手段所能操控的态势。站在默多克的立场上,这无疑是老牌媒介帝国遭受的一次史无前例、始料不及的重创,摆在首要位置的是如何拯救它的品牌声誉、市场份额和股市价值。但是,对全世界的新闻从业人员而言,这场丑闻动摇的不仅仅是新闻集团的根基,它破坏了新闻自由与新闻良知的基本准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建立在自由表达的“天赋人权”基石之上,通过新闻自由来制度性地保障社会个体自由表达的基本权利。在制度性的安排下,新闻机构成为社会个体自由表达的代言人,保护新闻记者个体的自由采访权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保护全社会的自由表达权。然而,正是当代媒介产业制度本身构成了新闻自由的危机,比如,新闻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了操纵新闻的人倾向于把个体的表达权与知晓权拿来作为赚钱的工具。默多克本人喜欢把自己标榜为“自由主义者”,从新闻集团不断扩大的成功业绩来看,显然得益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导下所形成的全球化媒介市场,得益于各国政府放松或解除规制的媒介政策。在自由宽松的媒介环境下,默多克在世界各地不断收购、兼并、创办新闻出版机构,几乎是无止境、全方位地扩展媒介帝国的版图,成为21世纪现实版的“全球公民凯恩”。正像电影《公民凯恩》的原型黄色报业巨头赫斯特一样,“自由主义者”默多克不断“勤奋”地指导他的编辑记者改变传统的新闻理念,以更“自由”的方式报道与处理新闻。他甚至要求纳入旗下的《华尔街日报》改变其一贯坚持的严肃报道的内容,“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哪怕是刊登女郎照片来吸引工商硕士也在所不惜。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处在默多克的控制之下,默多克的“新闻口味”便在世界范围影响了传媒的品质,影响到新闻文化环境。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制造争议的小报内容成为普遍的新闻标准。《世界新闻报》的记者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电话语音信箱窃取个人隐私,不外乎是为了刺激与娱乐大众,而从2002年以来,这一非法报道方式却被报社高层视为“黄金新闻源”。为了占有市场而毫不顾忌地触犯道德底线、法律禁区,成了默多克以及他的新闻雇员对新闻自由的独特理解与实践。正像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早在上世纪40年代所指出的,对所有人来说,当一种最重要的工具(新闻媒体)变得只对少数人有用时,当它为极少数人所役使时,把持这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是危险的。